陈云长期领导我国的外汇管理工作，对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外汇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外汇平衡的管理思想，对解决当今我国外汇管理与运用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指导建立独立自主的外汇管理体系

　　（一）禁用外币，确立货币主权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外币主要是美钞和港币。据估计，截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内市场上流通的外币约有美钞3亿美元、港币5.8亿元。①

　　1949年5月21日，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向陈云建议：上海解放后，外币应禁用禁持。陈云赞同他们的意见，当即给上海、华东军管会发去禁用外币的电令。上海市军管会采纳了这一建议，颁布了外汇管理办法。1949年6月8日，上海市军管会发出布告，“重申严禁以外币在市场计价流通……如有蓄意违犯扰乱金融者，决予严惩不贷”。

　　禁用外币政策的推行，扩大了人民币的流通区域，巩固了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确立了国家的货币发行与管理主权，保障了新中国独立自主货币体系的建设。

　　（二）建立独立自主的外汇管理体系

　　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创建了独立自主的外汇管理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金融管理机关，在其管理下，新中国的外汇经营管理体系由外汇专营银行、外汇交易所交易员组成。中国银行改组为外汇专业银行后，“负责外汇工作的管理与经营”，国家批准部分私营银行和外商银行为“指定银行”，“作为外汇交易所（即中国银行）的交易员”。(《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页。)所谓“指定银行”，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选择一些遵守中国政府法令，在国外有分支行或代理行，有一定的外汇资金，向来信誉较好的外商银行、私营银行，经严格审查后核准为指定银行，代理中国银行经营外汇业务。1949年9月20日，陈云、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汇报外汇管理与经营情况时，指定银行有“私人银行八家、外商银行四家”。(同上书，第707页。)此后，“指定银行”数有所扩大。

　　1952年底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银行并入了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但对外仍用中国银行的招牌。“指定银行”只留下汇丰银行、渣打银行（麦加利银行）两家英商银行，东亚银行、华侨银行、集友银行三家侨资银行，其业务也受到我国管理部门的限制。

　　（三）统一全国外汇管理制度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先后以华北区的天津、华东区的上海、华中区的汉口、华南区的广州、西南区的重庆为中心，建立了分区外汇管理制度，外汇管理办法存在差别。

　　各地制定的外汇管理办法有利于本地因地制宜地加强外汇的经营与管理。但是，在全国经济日益统一的情况下，各地不同的外汇管理办法又造成地方政府法规的冲突。陈云很早注意到这一情况。1949年6月18日，他提出：“东北到长江已连成一片，出入主要港口我已控制，内地交通正在恢复，但对外统销项目、结汇办法、外汇牌价……各不一致。……我们考虑有步骤地统一出入口税则、外汇管理、对外贸易办法……实有必要”。(同上书，第683页。)他向各地征询：“一、目前对外贸易只能量出为入，故多出及卖好价是努力目标。因此，出口税应否免或减？统销好还是放手让商人出口好？何种出口货应统销，何者不应统销？在国际市场上有垄断性的物资，如猪鬃、桐油、稀有矿砂等，如不统销在国际市场上有何跌价危险？统销出口货我应得利润大概定多少？二、如何外汇确实由我分配使用？外汇由私人自由成交好还是必须卖给国家银行好？结汇好还是易货好？如果不规定卖给国家银行，如果易货，如何避免这种危险，即：最需要进口少，那些并非急需但许进口的货反进得多。三、现在津沪外汇牌价不同，综观趋势，应由上海降低还是天津提高？”(《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83—684页。)

　　综合各地汇报的意见，1950年4月7日，中财委提出：“目前上海封锁尚未打破，今后情况变化尚需吸收新的经验，故不宜立即发布全国统一的外汇管理办法。但为了开展对外贸易与掌握外汇工作，使上海封锁解除之后，免因各地办法不统一而陷于混乱起见”，需要对一些规定加以修改，“作为全国基本上一致的过渡的临时办法”。经过中财委修正后，各地的外汇管理办法基本一致。

　　二、建立灵活的外汇管理模式

　　（一）灵活管理外汇牌价

　　国民政府时期，在汇率形成机制上实行法币钉住英镑的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诞生后，在探索人民币汇率管理体制过程中，陈云领导中财委建立了独立自主、灵活机动的相对固定的汇率管理体制。

　　1949年11月初，中财委在陈云领导下，研究了上海市、天津市在制定人民币汇率牌价中的影响，决定“承认天津中国银行目前所采用的计算方法而得出的理论汇价为合理标准，据此理论比价，加上当时的其他因素，为决定当时外汇牌价的根据”，在人民币汇率的管理上“仍宜以人民银行总行为中心”。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人民币汇率走势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950年3月前为第一阶段。当时我国物价上涨，资本主义国家物价相对稳定，为扩大出口贸易，必须采取人民币贬值措施，因而中国人民银行不断调高以人民币表示的外汇牌价。在13个月内中国人民银行共49次调高人民币汇率，外汇牌价从1949年1月18日1美元兑换80元人民币（旧币），调高到1美元兑换42000元人民币（旧币）。(《外汇概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1950年4月至1952年11月底为第二阶段。我国统一财经后物价趋于稳定，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美元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因此，在美国政府决定侵略朝鲜和封锁台湾海峡后，陈云立即指示中财委于1950年6月29日发出《关于稳定金融物价的指示》，要求“适当地调整外汇牌价，以利进口”。(《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中国人民银行及时调低了外币牌价，实行人民币升值措施，美元对人民币价格降低了45%，港元也从1元兑换6460元人民币降到兑换3880元人民币，下降了4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891页。)此后，中国银行外汇牌价相对稳定了约1年半。

　　1952年12月后为第三阶段。1953年后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物价稳定，资本主义国家在布雷顿货币体系下也保持稳定，中国银行采取了基本稳定的汇价政策，以利于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从1953年起，除因个别外币公开贬值或公开升值而作出调整外，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稳定保持到1972年。

　　（二）集中、统一、有计划地使用外汇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特别注重集中、统一、有计划地使用外汇。1949年11月11日，中财委决定：每月出口总值的70%由中财委掌握，供国营企业之用；每笔在2000美元以上的非贸易性外汇，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华北以外其他地区，自备出口物资在天津出口者，所得外汇由该区自行支配，而无进口需要者仍需要交回外汇，未自备出口物资而要求使用外汇者，须经中财委批准。(同上书，第886页。)1950年3月，陈云又提出，“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各公营经济部门及各机关请求外汇，统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核。”(《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一五”时期，陈云逐步完善了用汇审批制度。1953年3月17日，在陈云指示下，中财委重申了关于申请资本主义国家外汇手续的决定，要求中央各部门向国外订货，须先开列订单，开明品名、规格、数量及价格，送中财委核准后一律由对外贸易部订购；中央各部门所需非贸易外汇，要把计划先送财政部审核，再转由中财委批准。1953年9月14日，中财委又作出关于外汇计划掌握原则的决定，强调地方外汇收支的计划性。1954年4月，中财委颁发《关于非贸易外汇节约使用及增加收入的通知》，进一步强化了对非贸易外汇使用的管理。另外，在进口方面，国家还建立了进口许可证制度。中财委按照先中央后地方、先工业后商业、先公后私的原则分配外汇使用额度。

　　1957年陈云在主持中央与地方分权改革时，仍然强调全国外汇应集中统一使用。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使地方得到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是这次财政体制改进的主要目的。但是，地方由于改进财政体制而多得的收入，应该有一个限度，它的原则是使地方可以有适当数量的机动财力，同时又能够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改革开放后，陈云仍然强调外汇使用的集中统一。1981年12月22日，陈云指出：现在国家的周转外汇有40亿美元，所有权是属于中国银行的，使用权是属于地方的和各部门的，各地方、部门可以用，但必须经中央批准。(同上书，第307页。)1985年他又一次指出：“一方面要有点外汇控制，另一方面要组织好计划规定的二百七十亿美元的出口货源。要紧紧抓住这两个方面，否则搞不好的话，计划就要翻船”。(《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

　　（三）优化外汇储备

　　新中国建立后，除特殊时期外，陈云都主张我国应保持一定的外汇储备。1952年2月15日，陈云同薄一波、李富春就外汇使用问题复电叶季壮、南汉宸，指出：我们必须掌握一定的外汇头寸，才能打击黑市。从长期需要看，银行至少应当经常储备外汇三千万美元。(《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一直保持一定额度的外汇储备，1952—1963年保持在0.86亿—1.73亿美元之间；1964—1970年保持在1.91亿—4.89亿美元；1971—1975年，除1973年因大规模购买黄金而减少外汇储备外，其他年份保持在2.20亿—8.99亿美元。(《中国金融统计（1952—1987）》，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155页。)改革开放后，我国外汇储备状况有所好转，部分领导同志觉得外汇储备太多，在应该持有多少外汇储备上出现争论。陈云重申了他的主张，指出：“我们应该储备多少外汇、多少黄金？这一点，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是很清醒的。前一个时期，我们有一百二十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我认为，我们有一百亿、一百五十亿、二百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去年七八月的时候，有人讲外汇多啦，没有地方用。先念同志和我谈过一次话，我说：有比没有好，多比少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345页。)

　　如何优化外汇储备，不因国际经济波动而遭受损失，是陈云思考的另一问题。

　　陈云提出外汇储备要多元化。建国初期，我国的贸易伙伴主要是苏联和东欧民主主义国家，但陈云认为应保持一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外汇。1954年9月17日，陈云致信叶季壮，要求他削减一下对苏出口的货单，把有些货物作为后备力量存起来，一旦有可能，就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以使手里多掌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外贸部根据陈云的指示，对1955年对苏出口货单进行了修改，从原定价值25亿卢布的货单中，削减了1.1亿卢布（约合2760万美元）。9月27日，陈云就此事致信周恩来，提出对苏出口减少到23亿卢布，恰够支付来自苏联的进口。我们手内要掌握几千万美元才好办事，有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万一对苏卢布不够支付时，苏方也一定会愿意接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陈云还探索出用外汇购黄金，增加黄金储备，以避免外汇储备贬值的实用办法。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金融出现动荡，美国宣布美元同黄金脱钩，美元持续贬值。陈云研究了这一情况后，多次建议用我国的外汇储备买些黄金储藏起来。1972年7月14日听取在五丰行负责人汇报时，陈云说：“目前我国外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购买我们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外，可买些黄金。但买黄金要算算账，外汇存银行能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看合不合算。请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当国际黄金价格上升到80美元1盎司时，陈云就提出买黄金。国务院最后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在国际市场购买了大量黄金，1972年我国的黄金储备是900万盎司，1973年增加到了1280万盎司，购入黄金380万盎司，黄金储备增长了42.4%。(《中国金融统计（1952—1987）》，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陈云还探索出在特殊时期尽量少存外汇、保持外汇收支动态平衡的措施。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国面临着美国随时冻结我外汇储备的不利局面，美元、英镑又出现了贬值。1950年7月15日，陈云指示中财委作出不宜长期大量储备外汇、放宽对私营企业的进口供汇以加大进口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777页。)中国银行则制定了“对外汇收支原则上必须采取随时平衡，力戒大量积存”的措施。1951年8月27日，中财委又提出“对资本主义国家外汇应采取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并重的方法，就是说为了进口的需要，应大力组织出口；同时应把可能收入的外汇，有计划地使用，不浪费亦不大量积存”。(同上书，第778页。)朝鲜战争爆发后，陈云预见到美国可能冻结我资金，指示中财委和中央贸易部从1951年7月起大力抢购国外物资，从7月初到12月中旬共订购物资约2亿美元，其中有2/3抢运了回来。1950年12月12日，针对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新政策，陈云领导中财委提出了停开向美日的购买证及许可证、抢购物资、采取易货贸易等七项紧急对策，减少了我国贸易外汇遭受冻结的危险。(《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36—737页。)

　　三、注重外汇平衡

　　陈云特别注重外汇平衡问题。他强调的外汇平衡包括两个层面的平衡：一是外汇自身的收支平衡；二是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财政、信贷、物资要与外汇相互平衡。

　　为达到外汇收支平衡，陈云对外汇支出总是精打细算。1950年4月7日，陈云同薄一波就对苏贸易致电李富春、叶季壮并中共中央东北局，指出：由于我国对苏军事订货增加，外汇支付困难，故拟减少对苏民用品订货，并增加大豆、花生等农产品出口。(《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1954年7月8日，他在外贸部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贸易代表团来北京谈判的情况报告上批示：进口货必须是我们急需者，因为外汇甚少，不宜多做政治性的不急需的进口。(同上书，第187页。)陈云在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的汇报时指出：“对苏外汇的支付是很紧张的。为了偿还欠款，为了进口成套设备及其他物资，五年内将对苏支付外汇一百三十六亿卢布。我们必须力求不借外债。为了保持外汇的收支平衡，应压缩不必要的进口。”(《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04页。)

　　在陈云的外汇平衡思想中，认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必须考虑外汇与其他方面的平衡。1956年12月18日，陈云指出：“要建设必须要有一定的外汇，建设与外汇关系很大……我们的建设规模应该有所根据，不能想多少就多少”。(《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1957年1月18日又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财力物力就是指投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四个方面。1956年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只和当年财力物力勉强平衡，既没有瞻前也没有顾后，结果造成基本建设投资猛长，在1957年不得不减下来。这是1956年计划执行的重要教训之一。(《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在陈云的外汇平衡思想中，外汇与其他方面的平衡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创汇要受国内生产的制约，二是利用外汇搞经济建设，要受国内投资力量的制约。1956年12月18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41次全体会议时说：“我国建设大体依靠农产品出口……我们每年要有十亿美元外汇还债和援外，而我们的农产品只有那么多，增长速度就那么快。农业对工业是有约束力量的，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改革开放后，陈云仍强调利用外资（外汇）与其他方面的平衡问题。1980年9月18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1980年和1981年计划安排汇报会上指出：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外债要分析。外债基本有两种，第一种是买方贷款，只卖给我们机器设备；第二种是自由外汇贷款，数量很少。就是第一种，每年能使用多少，也不决定于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如果国内没有投资力量，硬要进口设备，只能存起来。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人民币或靠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一定时候就会“爆炸”。(《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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