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到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但人民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5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新中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作为生活和工业原材料的粮食生产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农业收成已经不能解决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粮食安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化肥工业以增加粮食产量的问题凸现出来。在随后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中,陈云直接参与了调研、分析、决策等环节的工作,对我国化肥工业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领导作用。
一、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极其脆弱,生产落后,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积累资金,迅速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成为党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可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经济上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而苏联和东欧民主主义国家能给中国提供的援助又非常有限。因此,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和资金积累的只有农业。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的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建国后,农业对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1949—1989年,我国人口总数增加了1.05倍,人均耕地从2.7亩下降到1.1亩,而粮食总产量却增长了2.6倍,每年以平均3.25%的速度递增。这一速度超过1949—1986年美国2.38%,苏联2.6%,联邦德国1.79%,法国3.23%和印度2.94%的粮食总产增长速度。(徐璋勇、袁建歧:《农民与城市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到80年代末,农民通过上缴农业税的形式为国家累计积累资金1189亿元。1952—1988年,农民累计向国家交售粮食21.53亿吨,棉花8062万吨,通过价格差价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近6000亿元。全国人民所有生活消费资料中,80%是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中国农民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基本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刘跃发主编:《当代中国一百个为什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还有学者估算,仅1952—1978年,通过“剪刀差”形式提供的工业化资金就达3917亿元,通过税收形式提供的资金仅为935亿元,二者合计为4852亿元,扣除财政返还给农业的部分,农业净流出资金为3120亿元,相当于同期国有非农业企业资产原值的73.2%。(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农业所作的这些贡献与我国的化肥工业发展是分不开的。陈云最早指出发展化肥工业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参与了发展化肥工业的调研和决策等工作的全过程。
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所作的《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发展化肥工业的设想。(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他在报告中说:“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化学肥料,这是农业增产的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型的国家。苏联和美国地多人少。中国是地少人多,除去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外,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只占有全国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日本、联邦德国这些国家,也是地少人多。苏联、美国农业增产主要是靠扩大耕地面积,而日本、联邦德国基本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化肥的施用量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每亩平均化肥施用量:苏联一斤,美国四斤,日本三十三斤,联邦德国二十八斤。今后,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在开荒。据农垦部调查,全国可开荒地只有八亿亩,要全部开垦,很不容易。”他说:“在发展化肥方面,过去以为希望不大。苏联为我国设计一个年产七万二千吨的化肥厂,需要建设五年才能投产,国内还不能制造设备。因此,过去未从这方面多想,只是强调养猪积肥。现在情况变了。化肥厂的重要机器和部件,如高压反应筒和高压压缩机,都试制成功了,只缺一些特殊钢材。化肥的原料是煤炭、硫铁矿、石膏以及食盐等,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可以供应。自从今年二月化工部提出大量发展化肥的意见以后,我们同化工部作了多次研究,并召开了各机械工业部的会议,准备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经过一年半试制,做出成套设备的标准设计。估计到一九五九年可以大批制造,一九六○年可以开始装配,然后大量投入生产。我们开始制造的机器可能是落后的,但以后可以改进。”陈云还把发展化肥和其他积肥方式做了比较,他说:“发展化肥比起开荒来,既便宜,又快。年产一百万吨化肥只要十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三百万吨即六十亿斤;而开三千万亩荒地,才可增产六十亿斤粮食,需要投资十五亿元。在目前,养猪和其他积肥方法,仍然很重要,将来也是重要的。但是,养猪需要饲料,同时一亿头猪粪也不过增产一百亿斤粮食。所以要大量发展化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页。)
正是根据陈云有关农业和化肥工业的思考和相关意见,中央决定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于1960年10月成立中央化肥小组,由国家计委领导,组长为化工部部长彭涛,成员有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一机部、三机部、冶金部、煤炭部、电力部、农业部、外贸部的负责人。(《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中央化肥小组工作由陈云具体负责领导。三年困难期间,粮食大幅减产。1961年全国人均用粮430斤,比1957年减少了170斤。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再次强调,农业增产靠的是化肥和水,要把发展化肥工业列为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刘家栋:《陈云同志“十五字诀”纵横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是实事求是的,符合科学依据的。据专家研究,按农作物吸收养分的数量计算,生产100斤小麦,约需吸收纯氮3斤,磷(五氧化二磷)1.25斤;生产100斤皮棉,需吸收氮15斤,磷5.4斤。从有关历史资料分析,世界农作物单产提高的因素近1/2是由于增施化肥的结果。在不超过肥料报酬递减线的情况下,化肥投入量多少,决定了作物单产的高低。(丁峥嵘、王纪斌:《从大化肥厂的建设展望我区农业生产》,《新疆农业科技》1983年第6期。)我国农业资源条件差,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1.2 亩,只及世界人均耕地的44%,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增加化肥的施用量就成为提高粮食单产的重要措施。(高永峰:《国内(外)化肥工业的发展及展望》,《磷肥与复肥》2007年第5期。)
可以说,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抓住了解决制约我国60年代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研究表明,1965—1984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5%,相应的,印度为1.6%,其他低收入国家是0.9%,中等收入国家是3.1%,西方发达国家是2.4%,中国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它们,这应归功于农业的快速发展,而化肥工业的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巫宁耕:《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二、由小化肥到大化肥
我国发展化肥工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走过了一个不断探索的道路。在如何发展化肥生产的问题上,开始,陈云主张建设众多的小化肥厂。1957年,化工部曾向陈云提出试制小化肥,他鼓励大家试制,建了一批小型化肥厂。(刘家栋:《陈云同志“十五字诀”纵横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961年春,他在考察途中对浙江省委领导说:“日本过去是靠侵占我国东北起家的。战败后,又靠化肥发家。今后全国各县都要力争有一套小化肥厂,办在农村,数量要多,设计不能太‘娇气’。”以后,陈云做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并对冀、鲁、豫、皖、苏、浙等地的小化肥厂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李林达:《陈云的钱塘情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为了研究小化肥的利弊,陈云专门制定了一种表格,要求有关部门每天向他报告一次情况,这样持续了一年多。(李苏:《陈云关心化学工业记事》,《中国化工》1995年第10期。)全国先后共建了年产2000吨的小化肥厂1533个。小化肥数量不少,但质量不行,它的肥效即有效养分只有17.7%,有些还达不到。(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小型氮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也没过关。在1960年底建成投产的20多个年产800吨的厂子中,只有5个厂生产比较正常;7个年产2000吨的厂中只有3个厂生产比较正常。而且,即使这8个生产比较正常的小型氮肥厂,由于设备的质量不好,技术操作很难掌握,事故比较多,生产也不稳定,实际产量未达到设计要求,且原料和动力的消耗都很大。针对这种实际情况,陈云改变了原先的想法。1961年3月,他在听取化工部汇报时说:我们本想搞小型氮肥厂经济,可是搞了许多都未搞成,反而不合算。大、中、小之间,只能在大、中之间选择。1万吨合成氨的中型氮肥厂技术上也不能说过了关。年产2.5万吨或5万吨的大型氮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是成熟的。设备、材料问题,从进口方面解决。(蒋永青:《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载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2—1073页。)化工部本来打算推广1万吨的中型化肥厂,陈云说:“中型厂技术上也没有过关,还不能立即大量推广,只能选择上大型化肥厂。” 当时,国际上兴起的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施用1公斤尿素可增产稻谷4—5公斤。(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为广泛征求各方意见,1961年4月4日,由陈云主持的化肥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化肥小组和有关部委及地方生产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座谈内容为:(1)氮肥厂是搞大的好还是搞小的好?(2)氮肥厂是十几个齐头并进,还是从实际出发,分期分批地上马? 经过大家认真讨论,会议认为1962—1969年这几年中氮肥厂应搞大型的,应集中力量每年建成一个年产20万—25万吨合成氨能力的工厂。(刘家栋:《陈云同志“十五字诀”纵横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会议结束,陈云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8月11日,这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154页。)报告提出了发展化肥工业的两个重大方针性的问题。(一)氮肥厂的规模问题。从1959年至1960年底,我国已建成20多个年产800吨和7个年产2000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但实践证明,小氮肥厂技术不过关,生产不稳定,事故比较多,物资消耗很大。相反,年产2.5万吨或5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是成熟的。我国现有的6个大型氮肥厂,生产一直很正常,而且产品质量好,生产成本低。同时,这类大厂的主要设备和配套设备,除个别外,国内已经能够制造。报告认为在1962年至1964年的三年内,应该搞大型的氮肥厂,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型氮肥厂。(二)大型氮肥厂的布局问题。1958年以来,全国各地开始新建十几个大氮肥厂,但是由于项目多,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四年里连一个也没有建成。鉴于这个教训,报告认为,今后三年内,应该以每年新建4—5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大厂为宜。这些大氮肥厂在布点上也不能齐头并进,应该首先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粮食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01页。)
方针确定后,陈云对大化肥厂的建设的各个问题亲自过问,给予具体指示和安排。按照陈云的意见,首先建起了衢州化工厂合成氨厂、上海吴泾化工厂和广州氮肥厂,接着又建起了开封化肥厂等。这些化肥厂的建成投产,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李林达:《陈云的钱塘情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三、陈云抓化肥工业的几点启示
建国初期,陈云从实际出发,通过认真研究,提出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并迅速确立发展大化肥的方针,使得我国农业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对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作出很大贡献。今天,我们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仍然富有启发意义。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有针对性的决策
陈云有一句充满唯物辩证思想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其精神实质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这种精神在他抓化肥工业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60年代初,在国家急需增加粮食产量的关头,陈云提出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如前所述,陈云是在通过了解国外农业发展的原因的基础上,洞察到化肥工业的重要性。他在比较了美国、苏联、联邦德国、日本的农业发展,以及中国农业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农业增产的出路不在于开荒,进口粮食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发展化肥工业。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对陈云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他说:“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迟爱萍、熊亮华:《陈云在历史瞬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有近9亿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要实现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注重调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决策。
(二)走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各行业平衡发展的道路
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已经取得共识。但是半个世纪前陈云在我国发展化肥工业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足见陈云的远见卓识。
前面提到的1961年杭州发展化肥工业会议上,其他没有人注意到化肥品种不同对土壤产生的不同效果。在氮肥的品种问题上,陈云建议:“由于硫酸的资源和产量的限制,在某些地区硫酸还容易破坏土壤结构,不宜于过多地生产硫酸铵;碳酸氢铵和尿素还在小规模试生产阶段,也不能大量推广;在今后两三年内应该主要生产硝酸铵。”(李林达:《陈云的钱塘情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当时,既要增加粮食产量,大力发展化肥工业,同时又注意到不要破坏土壤结构,丧失地力,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陈云是先行者。
另外,在发展化肥工业时,陈云对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合理分布、平衡发展问题也提出独到见解。陈云提出:“应该尽先在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陈云指出:“过去的经验证明,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势必把有限的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分散使用,使建设期限拖得很长,不能按期形成生产能力,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费。实行集中力量,分期建设的方法,正是为了避免上述缺点,大大加快建设速度。”(同上书,第111页。)
在杭州化肥座谈会上,陈云建议,为了不致因为保证氮肥厂建设的需要,而使其他部门的建设受到影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扩建原有企业和加强新产品的试制,在两三年内提高这些设备的制造能力。另外,鉴于“大跃进”中化肥厂建设贪多图快,盲目蛮干,“冒进”很厉害,陈云指出,以后建设大型氮肥厂,除了做好设计计划任务书,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外,必须按照先材料、后设备、再土建的次序进行。首先必须组织好重要材料的进口和国内材料的供应;在材料供应完全落实的基础上,组织土建施工。陈云说,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样做,不但不会推延建设时间,反而会加快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同上书,第113—114页。)
陈云这些真知灼见,不但使中国的化肥工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也为我们在21世纪发展中国经济上了生动的一课。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明确目标、制定规划、加大投入,集中力量办好关系全局、影响长远的大事。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0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要达到这些要求,我们回顾建国初期陈云在化肥工业发展中的有关思想,仍然可以让我们获取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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