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陈云对交通运输重要性的认识来源于他从事经济工作的具体实践，从1946年掌管东北铁路总局开始，他对交通运输的思考一直可以持续到1959年为“大跃进”钢铁指标算账为止。可以说，交通运输思想是其经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分析其行为轨迹，可以使我们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有一个更好的把握。

　　一、经略东北　整备交通

　　1946年7月，东北铁路总局成立，陈云兼任总局党委书记、总局长，开始了他执掌东北交通运输的领导工作。在新中国建立前的这个时期，他主要做了三项工作：（1）在苏联的帮助下，恢复东北的铁路交通；（2）积极利用铁路，进行粮食调运及对外贸易；（3）接收沈阳过程中积累了接管交通运输方面的经验，为以后向全国推广提供了样本。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迅速抢占以交通线为支撑的大中城市，挤压中共的生存空间。为了给中共以可能的援助，苏联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共修复铁路和桥梁。陈云积极配合苏方的工作，为东北的交通发展用力甚多。在苏联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东北铁路总局组织力量，成功接收和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1.5万多公里，9000多米的大中型桥梁120座，修复机车885台，从而为辽沈战役创造了重要的交通条件。(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铁路修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陈云领导下的东北交通工作为全国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为此，1948年11月5日，中央也指出：为适应战局的发展，关内铁路的修复，应以津浦路为首要，平汉路次之，再次为胶济、陇海、平绥和同蒲南段，以及正太、德石的重修。其中陇海全路统由中原局负责调查，津浦全路由华东局负责调查，其他则按地区分段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交通通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陈云还非常注意交通运输对东北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各种场合强调将二者结合起来的重要性。1948年8月，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在讨论铁路运输问题时指出，以前除军运之外的一切运输都要交付运费。现在铁路局应规定，军运也要交钱，前方紧急调动者可以先记账。东北铁路局是企业中规章制度最完整的，应当在管理上起领头的作用。(《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2页。)

　　1948年10月27日，陈云出席东北局例会，在讨论接收沈阳的问题时指出，沈阳周围地区灾荒严重，要使那一带在收复后的混乱时间尽可能缩短，关键是修好铁路，以便调运粮食。东北局应当提出一个任务，即在11月底之前修好沈阳以北的铁路，先集中力量，修好四平至沈阳段。(同上书，第532页。)进入沈阳时，陈云还带了一批铁路职工，组织他们抢修铁路，这样就保证了北满地区的物资能源源不断地运过来。(《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正是由于对交通工作的重视，沈阳市场物价因此没受太大影响，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了。

　　鉴于铁路对解放战争、支援前线及发展经济的重要性，陈云非常重视东北的铁路工作。在沈阳军管期间，他经常询问并督促铁路修复与运行情况，并亲自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明铁路对东北解放战争及工农业生产所起的重要作用，建议中央及早设立铁道部，筹划关于管理铁路事宜。他把铁路运输作为东北经济建设工作的重点之一，健全铁路管理部门，并在财政支出中全力保证铁路通车，维持交通运输畅通无阻。(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3页。)

　　1949年1月4日，陈云致电中共中央、罗荣桓、高岗并告林彪、刘亚楼，指出，我占平津后，关外与华北铁路不久即通。平汉与津浦路逐段修复后，通车线路还将随之延长。关内外其他财经工作彼此尚可暂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铁路管理与调度均需统一，以免由于调度不统一而产生贻误军运和浪费运输能力的现象。(《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页。)4月22日，陈云出席东北局例会时指出，国营经济目前一靠投资，二靠铁路。东北现有车皮为12000—14000辆，每天平均装车3000辆，周转率为4.5天。要照顾“铁路第一”的原则，使火车快装快卸。要不惜花钱，把铁路修好，减少徐行。(《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61页。)据邓力群回忆，陈云在主抓东北财经工作时，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抓几个“牛鼻子”，只有牵住了“牛鼻子”，才能牵住整条牛！陈云认为，火车运输的周期、车辆运转的数量及整个东北的全局就是关乎命运的“牛鼻子”。其中车辆运转的周期是多少天、运转的车皮有多少个，这是第一个要抓的问题。(《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8月8日，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讲话，提出华东财委要把铁路运输作为大事，组织专门机构管理，如缩短徐行和错车距离等，增加列车通过数量，以此来部分解决上海与全国范围财经困难。(《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2—573页。)8月15日，他又指出：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上海物资供应的关键在于有无运力，要重视水路运输，搞好内河航运的组织工作。(同上书，第574页。)

　　陈云在东北的经济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其中对于交通运输的深刻认识和重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恢复经济 交通先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国民经济千疮百孔，交通瘫痪，物价飞涨。据统计，全国铁路有上万公里线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遭到严重破坏，主要干线几乎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的，机车则有1/3因破损无法行驶。公路到1949年底能通车的仍不到原有线路总长的80%。国民党劫走300多艘船舶60多万吨的运力，并在内河沉没430多艘大小船舶。原民航所有的飞机、驾驶员、器材全部被劫往香港。(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98—99页。)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将交通运输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

　　1949年9月15日，中共中央要求陈云、高岗要保证修复铁路用的木材，其数量为：圆木2万立方米，成材5000立方米，桥梁木1000立方米。此项木材于九、十两月中运至修复现场。要求陈云、滕代远于10月15日前提出关于改建个别的工厂及改建制造铁路建筑器材和钢梁企业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交通通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因此，恢复交通就成了陈云以及中财委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此期间，陈云主要抓了兵工筑路、物资调拨、挖掘民间运输工具能力等工作，逐渐通畅的交通运输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上海解放后，不法资本家利用受到战争破坏的铁路一时修不好，铁路运输效率低，而上海市对商品和各种物资的需求量大的特殊情况，操纵私人运输渠道，控制上海的商品市场。陈云意识到，只要把铁路运输搞好，就把运输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他一到上海就指示抓紧修复铁路，华东财委要把铁路运输作为大事，组织专门机构管理，缩短徐行和错车的距离，增加列车通过的数量。他强调，必须解决行车速度慢、调度不灵的问题，要增加错车点，放长支线，加快装卸车速度，使列车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为了修复铁路，政府要舍得大量投资。同时，他还指示，对主要公路运输线路也要全力修复，政府组织的公路运输，不光是搞汽车运输，也要搞马车，甚至骡车、驴车运输，总之，要千方百计保证上海的物资需要。

　　陈云亲自抓运输问题，使通往上海的铁路很快就全部修复，运输效率明显提高，公路运输也很快发展起来，补充了铁路运输的不足。上海的物资供应、商品流通问题解决了，不法资本家所掌握的私人运输渠道也被挤垮了，不得不依靠人民政府掌握的运输部门来做生意。而随后与不法商人展开的粮食之战、米棉之战的胜利均有赖于交通运输的强力保证。(霞飞：《陈云在上海打的经济仗》，《纵横》2005年第5期。)

　　1950年1月7日，中财委建议以西北、西南、华中的剩余兵力，除去进行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外，有计划地使用于修筑某些必要铁路的路基、山洞，利用军队的空闲劳动力，争取把今后几年内需要或可能修筑的铁路，先筑好路基，以便鞍山向苏方订购的压大钢轨机器到达而出货时，适时铺轨。10日，毛泽东就修筑铁路等相关问题致电陈云、薄一波，认为此项报告甚好，各项计划均好，用军队修筑天兰、天成、成渝、叙昆、滇黔、黔桂、湘桂诸线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交通通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72页。)

　　1950年12月，中央在通报财经工作时对于铁路在物资调拨中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一年来，人民铁路已从抢修阶段走向正常运输阶段，对新中国的发展生产与物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1950年1月至8月全国铁路运输货物共达5978万余吨（尚缺中长铁路5、6、7、8月份材料），超过1949年全年运输量。据中央贸易部不完全的统计，仅华北和华东地区各公营企业公司调拨的物资中，有70%以上是经由铁路运输的。同时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消费品需要量日渐增加及工商业逐渐好转，经由铁路运输的营业品逐月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交通通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446页。)

　　1951年4月，陈云在总结财经工作时希望重视发挥民间运输工具的作用。他指出：交通部应该花很大力量来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把城乡物资交流搞好。我们应该随时随地根据客观情况解决问题。推销土产，最重要的是运输。应该恢复从前的运输公司，通过这些公司使所有的零担土产集中装卸。在目前条件下，运输应该充分利用落后工具。单靠汽车运输是不能完全解决城乡交流需要的。北方大车的总运量超过汽车的总运量，南方木船的总运量超过轮船的总运量，假使不注意这一点，就是没有抓住大头，没有抓住重点。(《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129页。)

　　当时完好的公私汽车只有4万多辆，而旧式的运输工具，如兽力车约有844410辆，手推车、驴、马、骆驼等都有很大的数目，这些运输工具总和起来的装载量，要超过汽车许多倍。如果很好地组织起来，配合联运，这个运输力量是可观的。这一点，当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也有深刻认识。他在谈到联运工作时提出，为了配合城乡物资交流的任务，需要把由于长期战争，已经失去正常的城乡交流关系恢复与加强起来。从前曾有一定作用的私营转运公司，过载行及土产商栈等，存在的已经不多，为了组织群众运输，物资集零为整，把落后运输工具与近代运输工具结合起来，解决与减少城乡物资交通运输上的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交通通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687—696页。)

　　正是有了以陈云为代表的中财委的高度重视，以发挥民间运输工具的联运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效果。据统计，1951年组织运量较1950年增加571%。1952年上半年虽然由于“三反”“五反”期间货源减少，但联运组织的运量仍较上年同期增加27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交通通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704页。)

　　三、“一五”时期 重视交通

　　1953年，开始经济建设的“一五”时期，之后发动的“大跃进”都使得交通运输工作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在这一时期，陈云一再强调交通运输要与工业发展、国力相适应，跃进的前提要算交通运输账，总是不失时机地为过热的经济发展提供合理的建议。

　　陈云主持编制的“一五”计划首先贯彻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而对于重工业与交通运输的关系，他认为，“没有重工业就不能大量修建铁路，不能供应铁路车辆、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因此就不可能大量发展运输交通事业。”(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关于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的关系，陈云认为，由于工业产品的绝大部分要通过铁路运输才能完成其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所以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五”时期，铁路建设投资分配是，新建铁路占41.7%，加强和改造现有铁路占32.7%，购置机车车辆占21.5%，新建铁路20余条，共4084公里。原来曾计划新建铁路1万公里，后来由于新的厂矿多在旧线附近，加之修路的费用比预想的大为提高，所以才不得不缩减新路的里程。这样，铁路运输就一直比较紧张。如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28.1%，但货物周转量只增长了13.8%。在这种情况下，陈云指出，铁路的修建，应首先保证141项建设和扩大旧线运输量的需要，同时要为修新线做好准备。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运输任务的完成，必要时将在年度计划内增加投资。铁道部应在所拟定的计划投资外，准备10万亿元以上的工作量，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搞。(《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在1957年1月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作了《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重要讲话。就交通运输已经暴露的矛盾，指出“煤、电、运输等先行工业部门，已经暴露出过去投资不够的问题，先行成为落后，这种状况应当改变，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很不利。”(《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1959年4月，陈云致信中央财经小组，指出：在拟定明年的工业生产指标时，要根据今年年底现有企业已经达到的综合设备能力（包括动力、运输等），作为编制明年计划的出发点，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必成数……不仅要计算本部门内部的设备能力，而且要计算有关配合部门的设备能力，如计算煤炭、电力、运输等部门的设备能力。总之，要加以综合计算。(同上书，第128页。)5月1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财经小组发言，阐述降低1959年钢指标的理由，主要是从短线的制约上看问题，分别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方面做了分析。对于运输紧张的问题，他认为，“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当工业和商业都需要运输的时候，各地马车、手推车、木帆船等运输工具，应该尽先安排商业的需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工业不要去和农业、商业争短途运输力量。”(同上书，第127页。)

　　“一五”时期以及随后的“大跃进”，陈云对交通问题的重视，一方面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以交通运力有限的运输账无疑理性地给“大跃进”进行了适当降温，使不少发热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四、对陈云交通运输思想的再认识

　　通过对陈云在建国初期交通运输思想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对国民经济的合理快速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陈云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实践和理论总结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首先，交通运输思想是陈云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著名的四大平衡思想是实现经济稳定的根本，而其中的物资平衡有赖于畅通的交通运输、有效的物资调拨，其经济学意义就是建立在交通运输基础之上的。

　　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交通部的文件时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任务必将日趋繁重，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内，国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对交通部门运输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不可能太多。因此，交通部门的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应着重地充分地利用和发挥现有一切运输工具与设备的潜在能力，加强经营管理，努力增加运输数量，提高运输质量，降低运输成本，加速船舶、车辆周转，为国家提供量大、质好、价廉、迅速安全的运输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交通通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954年，中财委也指出，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交通部门必须时刻注意到工农业生产、商品流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对运输的需要。目前已显露出运输能力赶不上运量要求的矛盾，值得警惕。航运部门应密切配合铁路（在没有铁路平行的水系区域如长江流域，则航运部门负主要责任），共同担负国家日益增长的繁重运输任务。(同上书，第4页。)

　　其次，陈云的交通运输实践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具有阶段性渐进的特点，这是他能够成功决策、能够不出问题的根本。执掌东北铁路总局使他对交通影响经济有了深刻认识，于是才有了建国后的修路运动；沈阳接收时整顿交通、粮食调拨、平抑物价无疑是他打赢上海“米棉之战”的预演；经略东北的成功显然为他在全国经济舞台上的作为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倍加赞赏，专门把陈云的《接收沈阳的经验》一文批转给全党学习。1959年夏，“大跃进”恶果显现时，毛泽东感叹“国乱思良将”，提出仍让陈云管经济。陈云强调必须依据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办事，并提出缓和市场紧张状态的切实办法，受到毛泽东“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的赞扬，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陈云关于交通运输的思想和实践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也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建国以来多次出现的交通运输瓶颈成为掣肘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旧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回顾陈云的交通运输思想，对于解决历史欠账问题大有裨益。如今，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对于交通运输的大力投资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这的确是值得欣慰的举措。

　　最后，对于陈云交通运输思想进行高度评价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其中的局限性。作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产业，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的促进和限制必然有其内在的科学规律，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为我国提供了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而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领导干部对此并没有深刻认识。作为计划经济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陈云及其交通运输思想和实践在特定阶段能够取得突出贡献，但其隐含的局限性又不可能超越时代，只能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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