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遏制”，经济上“封锁”、“禁运”的政策，企图借此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陈云在经济领域开展反“封锁”、“禁运” 斗争，最大限度地减少西方 “封锁”、“禁运”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也极大地支持了外交领域里的反“孤立”、反“遏制”斗争，为新中国冲破西方势力的“孤立”、“遏制”、“封锁”，赢得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作出了贡献。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中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战争中被战败，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受到极大的削弱。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但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发了战争横财，国力得到空前加强。战后苏联迅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加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并在科学技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掌握了原子能利用方面的秘密，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综合国力增强。二战后，社会主义越出苏联一国范围，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对企图称霸世界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美苏在战后世界安排和欧洲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利益和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两国终于由盟友变成了对手。1947年3月，美国抛出 “杜鲁门主义”后，国际上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 “冷战”对峙的格局。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惧怕和敌视，对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采取了“封锁”、“禁运”的政策，企图阻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以达到扼杀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15个西方国家在巴黎发起组织“向共产主义国家出口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专门检查和管制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以便“尽一切可能让共产党在经济上日子不好过”(《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步步升级。1950年6月29日，美国颁布了《1950年输出统制法令》，规定煤油、橡胶、铜、铅等11种货品除非有特别输出许可证，不得输往中国大陆和澳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7页。)7月17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巴统”对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贸易管制范围扩大到中国和北朝鲜。(《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7月2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撤废美货驶往中国的出口许可证，持有人须一律缴还重新审查。8月，美国颁布了《1950年特种货物禁止输出令》，特种货物包括金属母机、非铁金属、化学药品、化学用器材、运输器材、电讯器材、航海设备16种。11月，美国商务部将对中国管制的战略物资由600余种增加到2100余种。12月2日，美国公布了“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的加强命令，所有输往中国、香港和澳门的物资，不论是否是战略物资一律纳入管制。12月8日，又公布了《港口管制法令》，不但禁止美国籍船只开往中国，而且凡是经过美国辖区口岸转口的外国商船，必须把运载的战略物资向港口管制机构申请批准，否则即予扣留。12月16日，美国政府颁布了《管制外国人资产法令》，冻结中国在美国辖区的所有公私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页。)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禁运”案。(同上书，第456页。)在美国的拉拢和压服下，到1953年3月，参加对中国禁运的国家共有45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352页。)1952年9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中国委员会”，作为执行对中国禁运的专门机构。(《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新中国实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给恢复中的新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困难。首先，使中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中断或大幅削减。中英贸易在数量上减少90%以上，中法减少了95%，中德贸易完全中断，中日贸易也处于几乎完全停顿状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遇到了许多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462页。)其次，造成中国市场物价波动。“禁运”使进口原料器材价格上涨。据统计：1950年底到1951年7月，上海市场上进口原料器材上涨了1—4倍。(同上书，第461页。)“禁运”还使部分过去出口西方的土产品滞销。再次，给中国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财产冻结，中国在美、日的2700万美元的公私订货被扣留禁运，中国国家银行在美国的500万美元未到期汇票被冻结。中国在欧洲经日本、菲律宾运回的订货在美控海岸被扣。(同上书，第460页。)

　　二

　　鉴于建国初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国政府将发展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方针。另一方面，新中国也不排除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同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就把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国政府。(阮虹：《一个外交官的经历：韩叙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美国政府以观望的态度迅速给予回应。1949年10月3日，杜鲁门指使国务院声称：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美国不但自己不承认新中国，还曾向英、法、荷、比、印、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它们同美国保持一致行动，拒不承认新中国。之后，美国把其对华政策纳入到在远东遏制苏联的总战略中，通过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亚洲新月形防御地带来遏制中国。

　　美国政府对新中国不承认及遏制政策促进了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10月2日，苏联第一个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断绝了同国民党当局“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3日，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至11月底，新中国先后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此外，中国还先后得到周边的亚洲国家、西欧、北欧一些国家的承认并与其中一些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1周年时，中国已与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有25个国家公开承认了中国。这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冲破美国西方势力的孤立、封锁和禁运，防止可能遭受的外国干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为了捍卫自身的安全，中国政府在国内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华民族以自己巨大的民族牺牲，回击了美国的挑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而也得以提升。首先，使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认识到新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解决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必须有中国的参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受邀出席1954年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其次，扩大了中国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的影响。朝鲜战争结束后，新独立的亚非民族国家掀起了与新中国建交的高潮。这是对美国“孤立”、“遏制”中国政策的沉重打击，就连美国也不得不与中国开展实质性的接触，解决两国间存在的一些问题。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两国间在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的一种联系渠道。

　　三

　　陈云领导中财委的有关部门与新中国外交领域反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孤立”、“遏制”斗争相配合，在经济领域开展反“封锁”、“禁运”斗争，最大限度地减少西方势力“封锁”、“禁运”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所造成的损失。

　　（1）未雨绸缪，为防止西方国家采取更严厉的“封锁、禁运”措施早做布局。对西方国家以封锁来切断新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企图，陈云早有准备。早在1949年8月上海财经会议上，他就指出：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当然，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北方也有通路，天津可以出，大连可以出，满洲里也可以出。有些东西可以让外商代销一下。我们要准备赔些钱。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要从农村收购主要的出口物资，以便维持农村经济，这对农民有很大好处。(《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为此，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国家管制对外贸易，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体系。1949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贸易部，内设国外贸易司。同时，在贸易部统一领导下组建了地方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在此基础上，实行“进严出宽”的贸易保护政策。对此，陈云特别强调：进口什么东西，要严加管制；出口的东西要放宽尺度，凡是能够出去的东西，不管鸡毛蒜皮都可以出。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同上书，第94页。)由于早有心理准备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所以，在后来面对西方国家更严格的封锁和禁运时，陈云领导中财委制订了有效的应对策略。

　　（2）制订紧急应对策略，抢购抢运物资，尽量挽回损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后，陈云领导中财委有关部门审时度势，制定对策。首先通知中财委有关部门，简化进口手续，为贸易部门在国际市场上抢购抢运物资提供便利。1950年11月22日，陈云同薄一波致电中共华南分局、中南局并报中央，电文通知中财委有关部门，协助贸易部门就在世界市场上抢运急需的物资，简化进口手续；此外，同意增加补办手续的港站，并令其优先查验国家进口货物，尽一切努力解决铁路调运问题。(《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1950年12月12日，中财委制定了应对美帝封锁我经济的7项对策，报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共中央。这7项对策是：1.即令各地停开一切向美日的购买证及许可证；2.即令中央贸易部限期退回一切已开美、日两国的购买证；3.装运在途之美货，即设法转运远东其他口岸或者转售他国；4.欧洲国家及英镑区之订货，应尽速抢运，否则撤汇，或改买其他现货；5.在中立国的存款应即购货运回；6.各地除对外易货贸易外，一律暂停签发出口许可证；7.今后在国际贸易上一般采取易货办法。15日，中央向各地转发了这个报告。(同上书，第75页。)在这些策略的指导下，到1951年12月，外贸部门抢购抢运了价值达2.2亿美元外汇和物资，使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有被冻被扣危险的90%的外汇和物资得以运抵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页。)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挽回了损失。

　　（3）积极支持国家重点发展与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贸关系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粉碎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中国政府调整了对外贸易方向，把重点转向了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1951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贸易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陈云积极支持这项政策。4 月 24 日，陈云主持第54次财经委会议，在谈到进口器材问题时指出：最近来自英美的进口器材已愈来愈少，必须转向苏联和兄弟国家进口。(《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5 月 14 日，陈云签发中财委通知，决定对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朝鲜等友好国家进口的货物，按最低税率征税。(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经过努力，中国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量迅速增长。中国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1951年由1950年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33.5%增加到65.4%，1952年，又增加到81.3%。(《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中国还从上述国家进口了大量重要机械设备和其他物资，如各种工作母机、机械、钢材、有色金属、电工电讯器材、精密仪器、石油、化工原料等，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 “禁运”而新中国经济恢复与建设急需的物资。这些物资对中国奠定现代大工业的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1951年6 月 16 日，陈云接受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和《红色权利报》驻华特派员采访时指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国家的经济合作，对中国有极大的重要性。这种经济合作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效地反对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4）主张调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的方式，开辟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渠道。1951年1月5日，陈云同薄一波致电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提出：在对美日出口被冻结，对欧洲继续出口的可能性未澄清，以及向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订货未运回国以前，我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出口政策必须适合于进口情况。至少在6个月内，出口办法应该是易货，而不是结汇。(《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易货方式是将进口和出口直接联系，交易双方互有进出，货物品种相当，对等交换。在坚持先进后出，或分批同时进出的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直接易货、记账易货、联销易货、开信用证易货4种易货形式，这种方式力求交换中不落空，拖欠数量也很小。对于易货方式是否行得通，陈云认为：易货贸易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许多出口品在外国仍有销路，资本主义国家也仍需与我做买卖，即令美国也仍然需我猪鬃、桐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71页。)事实证明，陈云的主张是正确的，易货交易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据海关统计，1951年1—10月，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11亿美元，其中进口为2.26亿美元，出口为5.86亿美元。(同上书，第468页。)

　　由于受封锁，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与国外的贸易几乎断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陈云提出利用香港、澳门的特殊地位，发展转口贸易。1951年5月18日，中财委发出《关于美帝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我实行禁运案后对各项工作的指示》，指出：外贸工作重点将转移到华南，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1页。)在中国对西方贸易处于最困难的时期，香港成为中国对亚非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桥梁，建国初期中国对西欧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进行的。1952年，中国对香港贸易总额是2.92亿美元，占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总额的53.4%。其中，进口贸易额是1.29亿美元，出口贸易额是1.83亿美元，占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总额的74.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9页。)

　　陈云还提出，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开辟双边和多边民间贸易渠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政策破坏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损害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加剧了这些国家彼此间争夺国外市场的矛盾，这就为中国打开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1952年4月3日，第一届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以南汉宸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经过全体大会和小组会议的讨论，认为需要改变由美国推行对中国等国封锁、禁运政策所引起的国际经济关系不正常状况。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英、法、瑞士、荷兰、比利时、芬兰、意大利、西德（统一前的联邦德国）、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 11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议，金额达 2.23 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614页。)此后又相继同日本、联邦德国、智利等国贸易团体签订民间贸易协定。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又逐渐回升，1953年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总额比1952年增长了52%。(郑伊雍：《冷战一页——建国初期西方对我封锁、禁运揭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由于采取了有效的应对策略，使美国等西方势力通过 “封锁”、“禁运”来“孤立”、“遏制” 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同时，也使中国对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1950—1952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逐年增加，由1950年的11.3亿美元，增至1952年的19.4亿美元，增长1.5倍。其中，出口由5.5亿美元增至8.2亿美元，进口由5.8亿美元增至11.2亿美元，分别增长1.5倍和1.9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2页。)反“封锁”、反“禁运”斗争所取得的成就，促进了建国初期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为真正实现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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