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由陈云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全国财经工作具有标志意义的历史事件。对这次会议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部分成果，但无论从史料的挖掘上，还是依据史料对这次会议的价值和陈云历史作用的认识上，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本文力图在这些方面有所推进。

　　一、会议召开的背景

　　跨入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政治上不断取得胜利，但在财经上却面临严峻局势。在新解放的江南各大中城市中情况尤为严重。加上江南正处于夏雨连绵之际，交通被阻，各地运往京沪的粮食等类物资大为减少；国民党对上海等港口实行封锁，使上海对外贸易处于停滞状态；货币物资不平衡造成物价飞涨，隐患日益严重。

　　当时，人民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人民解放战争还在大规模推进，军费需求有增无减。城市接管、经济恢复、公教人员的薪金、旧人员的包容、灾民的救济等等，也使财政费用大大增加。而人民政权尚无统一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系统，社会生产短期内难以恢复，政府财政支出超过收入的赤字部分，不得不暂时靠超发货币来弥补。人民币发行量的不断上升，引起市场通货的超量增长，加剧了物价上涨。

　　正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1949年4月和7月，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区相继出现两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物价的连续波动和财政的严重困难，“对经济恢复工作和人民生活是重大的打击”，“上海等地人民对我们的经济工作颇感失望，各地财经工作同志也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迅速采取有效办法。”于是，中共华中局向中央提出召开各区联合会议，“研究各地区的财政收支、物资调拨、货币发行等问题。”(《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严峻的现实要求对整个财政经济形势进行全盘分析，以采取有效对策。于是，中央接受了华中局的建议。7月10日，陈云为中央财政经济部起草致华东财委并华中、东北、西北财委的电报指出：“中财部赞成华中局的提议。如华东财委同意这一集会，则中财部可派陈云并会同华北财委及军委铁道部人员出席。” 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正式成立。15日，陈云又代中央起草了致华东并华中、东北、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电，通告上述各区于7月25日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并研究秋征、税收及财政开支问题。请各区“携带目前财政收支材料（包括城市税收、粮食收入、缴获收入、开支人数、科目、赤字）、秋征估算、货币发行与市场状况（银元与人民币占领市场的比例）、物价状况、公营贸易投资数及掌握实物数量等材料，并带货物税办法、出入口管理办法及税则等”。(《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85、686页。)

　　就在中央与各大区商定召开上海财经会议期间，邓小平从上海回到北京。他向中央反映：目前上海“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场。情况严重，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陈云得知情况后，于7月16日给东北财委副主任李富春、叶季壮去电，请叶来沪开会前，“研究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可否挤出十五万至二十万吨带壳粮，并准备迁一部分工厂学校到东北。在精神上准备若干程度上冲破原定经济计划。”(同上书，第688页。)

　　中央对邓小平报告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感到情况严重，随即派陈云于7月19日动身赴沪，向华东局面达中央讨论的情况。21日，毛泽东在致华东局电中指出：“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87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页。)22日，陈云抵达上海，开始对上海的财经情况进行调查。他与上海及几个已解放的大区财经负责人交换意见，初步摸清上海和各大区财政收支、粮食和棉花积存、黄金银元外钞库存、货币发行和流通等情况以及物价上涨趋势。(周太和：《陈云与上海财经会议的重大决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财委代表中央于7月27日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

　　二、陈云对财经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根据当时财经形势和中央指示，中财委要求会议达到的目标很明确：找出克服上海经济困难的办法；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解决财政问题，全力支援解放战争。会议分综合、财政、金融、贸易四个小组详细研究上述问题。由于要讨论研究的问题很多，会期超过原定一星期的期限，延至8月15日才结束。

　　会议期间，陈云分别在8月8日和15日两次作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措施，以及对当时财经工作具有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有：

　　第一，要用政治的观点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当时，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和600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财政十分困难。如何看待所遇到的财政困难呢？陈云认为，目前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随着新区工作的开展，我们的回旋余地会越来越大，困难会随之减轻。到那时，我们“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所以，“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会议完全同意陈云的分析，强调“不论财经工作有多大困难，仍然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在支援战争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的稳定”(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7页。)。

　　第二，要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角度考虑解决财经问题。克服财政困难，稳定物价，关键要财政收支平衡，消除通货膨胀。如何达到此目的？陈云认为，最根本的措施是“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陈云在会上提出的许多克服困难的决策，都是从发展生产角度考虑的。中央原来曾委托陈云同华东局商量，是否用搬迁部分工厂的办法来减轻上海负担。经过对实际情况反复研究商议后，陈云明确指出，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特别是纱厂不能搬。“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陈云还提出，要“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至于“改造旧上海，主要的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5页。)

　　第三，考虑财经工作必须有全局观点。陈云认为，要想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必须具备全局观点。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个别地方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自卫”办法是要不得的。陈云从把握全局的要求出发，提出要设立由中财委直接领导的花纱布公司、土产公司；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要统一管理；各地区大宗物资的调拨，要经过中财委。他还提出：“各大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以前的机构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需要，过去的那一套经验也应付不了现在的局面。“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同上书，第5、18、19页。)

　　陈云在讲话中，对解决上海的生产困难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从全国范围着眼提出了具体对策。归结起来就是，由各区共同维持上海，承担分配的粮、棉等各种所需物资的调拨任务，以保证上海的社会稳定及经济恢复；上海的社会经济稳定住了，反过来就可以有力地影响全国社会经济的稳定。从这时起，在全国开始实行粮、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这一重大举措，发挥了上海这个经济中心在经济恢复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全国各地从多方面支援上海，还由于解放区的扩大，使上海与全国各地在经济上连成整体，1949年底，上海经济形势逐步趋向好转。

　　第四，要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解决财政困难和平抑物价。上海财经会议酝酿时，正值1949年第二次物价涨风。此时，人民政府已有平抑全国物价涨风的经验，认为物价波动的原因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商品因素，投机商人利用物资短缺，倒买倒卖，扰乱市场；二是货币因素，由于财政困难，政府超量发行货币，引起通货膨胀。

　　在商品方面，陈云根据平抑物价的经验，强调国家一定要掌握足够的粮食和棉纱能够投入市场；特别是对上海，“有了粮食，控制上海物价就有了相当的把握”。同时，“华北、华东、华中都要保证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并“把纱布交中央统一掌握，由中央统一供应棉花”，以维持上海纱厂开工。为保证物资供应，陈云强调要加强铁路运输工作，要求华东财委把运输看成一个重要问题，“好好组织，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主张实行内部贸易自由，特别提出：“华东地区不要禁止粮食运到上海来”，“各地一定要开放粮运，让它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3、4、3页。)这些措施都已被历史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在货币方面，陈云主张采取紧缩货币发行政策：发行公债，加强税收，尽量减少发钞。对于公债发行问题，陈云在会上作了许多分析。为避免公债发行引起银根过紧，他提出三项手段：调剂通货；调剂公债发放数量；调剂黄金、美钞收进数量。三项手段服从一个目的：“达到我们所预期的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的状态，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同上书，第12页。)陈云提出加强城市税收。“过去说敌占城市我占乡村，在经济上是敌强我弱，道理就在于城市的收入优于乡村。我们应该逐渐增加税收的比重。” (同上书，第9页。)

　　为了摸清情况，找准相应对策，陈云提出，上海财经会议后，要召开部分专门会议，如金融会议，讨论外汇、公债问题；贸易会议，讨论棉花收购问题；物价会议，讨论价格政策，特别是工农业产品比价问题。另外，还要召开讨论工业生产计划的会议。公私企业为推销产品，可以到各地去开展销会，或者和外地工厂联系，相互参观。

　　陈云的上述四点意见，不仅对解决当时财经困难有着指导意义，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财经工作也有重要指导意义。因为这些意见不是学者书斋中的清谈，而是丰富的财经工作经验和高超的政治智慧融合的结晶；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循着财经工作规律，切中问题要害的见解。其中体现出了领导者必须把握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政治和经济“两者需要很好配合”(同上书，第10页。)。搞经济工作要有政治眼光，做政治工作同样要着眼于经济工作。

　　三、会议讨论的结果及简要评价

　　陈云的讲话给与会者以很大启发。与会者根据陈云的讲话精神，在认真分析全国军事和经济形势的前提下认为：“财政赤字巨大所引起的通货膨胀，是物价剧烈上涨的基本原因；所以恢复物价平稳的基本办法，主要应从开源节流、减少财政赤字上去寻求。其次便是调拨物资供应上海。”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物价剧烈波动，其他地区绝不可能保持平稳。由此，中财委推出几项克服财政困难的重要措施：一是酌量减薪，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二是加紧征粮、征税工作；三是发行公债；四是统一调拨物资。(《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根据陈云提出的财经工作思路，会议确定了1949年8月至12月全国财经工作部分计划。（1）关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具体安排。8月至12月预计财政赤字为7130亿元。物资调度抵付开支817亿元；公债收入抵付开支2100亿元；推动货币下乡，公粮附征货币500亿元；三项合计为3417亿元。收支相抵赤字为3713亿元。要力争税收与公粮收入相等，因此从8月起要用力整顿税务，盐税先增加到每担30斤小米，逐渐增加到50斤小米。（2）关于物资收购及货币发行。为保证生产，公营贸易机关必须进行必要的物资收购。首先是收购棉花，以保证纱布生产。其次要收购丝茶、桐油、烟叶、生油、猪鬃等出口物资以刺激继续生产。粮食除征公粮外是否大量收购，需秋收后看粮价情况而定。为保证收棉供棉计划实现和掌握出口物资，各区一致认为，应成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和丝、茶、桐油公司，直接由中财委领导。8月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3713亿元，收购物资需要现钞3400亿元，两项合计需发行货币总额7113亿元。（3）关于国内贸易与金融问题。由于货币已经统一，各解放区间、省区县间应实行贸易自由，要废除一切关卡、证照等妨碍贸易自由的措施。各种物资除特别规定外，全国解放区均得按照政府法令自由流通。要设立粮食交易所、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对市场进行管理。要制定全国统一的货物税税目和税率。全国各解放区大中城市应畅通汇兑，以调节金融。各区汇兑采取逐级集中的清算制度，汇兑及清算详细办法由中财委责成人民银行总行拟定，中财委批准后宣布。关内与东北因实行两种货币汇兑另行规定。建立发行库，把财政金库，银行营业库与发行库分开，并对发行库的职能作了具体规定。（4）关于国外贸易问题。出口统销的目的是用我们可以垄断、左右国际市场的土特产争取高价出售。目前只有猪鬃、大豆具备此条件。除此之外，桐油、茶、丝等产品暂不统销。关税的税目、税率必须根据国家工业与民族工业的生产状况来决定。（5）关于各区间的财经关系。中财委是各区财经工作的后盾，各区间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负责。各区间可互设总办事处，办理财经往来事宜。另外，要求各区财委准备召开工业生产会议，其中包括纺织、机器、燃料、药品等方面的会议；还有金融、贸易、税务、邮政、农业等方面的会议。要组织上海工业考察委员会，由中财委、华东、东北、华北、西北派人组织，了解上海工业生产状况，并提出各方面意见，作为召开各系统专业会议的参考。(上海财经会议：关于若干问题的共同意见记录，1949年8月14日。)

　　显然，陈云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根据诸多方面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所提出的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措施和1949年8月至12月财经工作安排，已完全超出中央原定的“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的框架，并改变了原来预定对上海作必要疏散的计划。会议从金融、物价、财政、贸易、管理以及军事和政治多角度确定的解决通货膨胀和财政困难的方针政策，大大提高了人民政府在稳定物价斗争中的主动性和计划性，也为即将执政的中共各级财经干部认识和解决财政困难提供了基本工作思路。上海财经会议拟订的工作方针和措施，得到了中央充分肯定。9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听取陈云报告上海财经会议的情况后明确说：“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

　　上海财经会议从领导思想上明确了克服当时严重财政经济困难的原则、措施，陈云作为主要决策者、组织领导者，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领导经济工作的非凡智慧和胆略，为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第一年的财经历程表明，上海财经会议决策的实施，对解决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次会议确定了正确的财经工作方针，使得中共经受住了从推翻国民党政府到建立新政权过程中政治角色转换的考验，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上海财经会议也因此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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