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共谈了十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讲“多谋善断”。他举陈云为例,称赞陈云“多谋善断”,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还说: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领导干部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作决策。从一定意义上说,领导就是决策。毛泽东赞扬陈云“多谋善断”,确切地点出了陈云决策艺术和工作作风的独到之处。
一、陈云“多谋善断”决策艺术的实例
其一,指挥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工作面临的头一件大事,是消除已经连续12年的恶性循环性通货膨胀。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旧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解放以后,投机资本疯狂操纵黄金、银元、美钞(当时称“黄白绿”)。特别是金融市场被银元占领,银元投机十分猖獗,严重冲击着金融市场,危害正常的工商业,影响市民生活。必须迅速禁止银元流通,制止银元投机。上海最初设计的斗争方案是用经济办法,以银元制服银元,即集中大量银元在黑市上抛售以压低价格,再宣布禁止流通。但投机势力实在太大,此法没有效果。针对这种形势,陈云指示要用政治办法加以解决:打击银元投机活动,明令金条、银元、外币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禁止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使人民币占领上海货币阵地。上海军管会立即组织严厉的政治打击行动,一举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了严重违法的投机者200余人,并在政治打击的基础上迅速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银元之战打胜后不久,投机资本势力又掀起一股物价飞涨浪潮。陈云坐镇上海指挥,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以行政手段,双管齐下,同投机资本势力作斗争。他认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主要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因此,一方面,他在全国调集物资,选择适当时机抛售;另一方面,从几路下手收紧银根。这样一抛(抛售纱布、粮食)一收(收紧银根),资本家原来囤积的粮食、纱布、棉花成了沉重的负担;银根收紧,又搞不到资金。就这样,陈云使那些投机资本家们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其二,“一统一调,天下大定”。1949年和1950年,国家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建设转变,原有的财政上自收自支的分散管理办法已不合适。陈云一方面提出“统一财政经济”(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确立了国家财政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提出“调整工商业”,最突出的是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以解决私营工商业在生产上出现的困难,缓解私营企业主、资本家与人民政府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实行中遇到了一些困难,特别是在新解放区。陈云全面分析财经形势以后指出:“实行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为害亦小;由不统一而来的金融、物价风潮的困难大,为害亦大。因此,应该克服统一中可能出现的小困难,避免由于不统一而产生的物价混乱等大困难。”(《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正所谓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同上书,第138页。)。体现了陈云忍小谋大的战略思想。毛泽东高度评价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取得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其三,卖高价商品,回笼货币。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使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国家的财经能力,不得不用多发钞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接着又遇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涨得厉害,而物资特别是食品紧缺。社会必需的货币流通量为70亿元人民币,而实际上达130亿元。要稳定物价,必须把多出的60亿元人民币收回来,但是国家缺乏回笼货币的物资。陈云提出“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建议,尽量利用一些市场机制,向市场投出一些高价食品。这个办法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实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收到预期的效果,30天内回笼货币8300万元。中央决定把高价糖果等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收回了60亿元人民币。
其四,全球购棉,织布出口换粮。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棉布也很紧张,城乡居民都是定量供应,且数量不断减少。由于缺少棉花,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纺织厂拥有的980万纱锭关了500万。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为战胜困难想了许多办法,组织全球购棉、织布出口换粮就是其中的高招之一。陈云说,为了稳定市场,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要下决心进口一部分粮食。还要下决心进口一些棉花,织成布,一部分供应国内,一部分出口,赚取外汇来购买粮食。按照陈云提出的这个“国际大循环”的办法,外贸和纺织系统组织力量,在中东(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和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两个产棉区购买棉花(每年20万吨到30万吨),用进口的外棉使关停的500万纱锭转动了起来,既解决了国内棉布不足的问题,又恢复了纺织品的出口,并以此赚取外汇,用这些外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缓解国内粮食紧张局面。这个办法实施以后,出口纺织品创汇大大提高,1963年仅3亿美元,1965年达到了9.6亿美元。用这笔外汇,逐年可购进粮食1000多万吨。(周永嘉:《“全球购棉”与“技术援外”》,《纵横》2000年第3期。)
其五,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1973年,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陈云估计将来金价仍会看涨,如果我国把较多的美元存在瑞士银行用作外汇储备,是会吃亏的。他建议在每盎司黄金卖到80美元时,除用一部分美元进口生产所需的物资外,可考虑“用外汇买进一些黄金保值”。(《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188页。)他同时指出,也不能把美元都买成黄金,因为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美元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陈云向李先念建议: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我国这么大,有一点黄金储备是必需的。买进黄金后,如果进口需要付款,还可以卖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国际市场购买了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后来,黄金价格果然又上涨了。(李存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这是一个既可避免风险、又有增值机会的理财妙招。
二、陈云“多谋善断”的原因分析
陈云能够做到“多谋善断”,与他非凡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财经工作经验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
首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陈云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的核心和灵魂。陈云指出:“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2页。)他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交换,就是把各种不同意见拿来交换一下,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比较,就是“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反复,就是“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然后再作出决定”。他说:“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同上书,第346页。)。这些阐述把“唯实”与“辩证”统一起来考虑,要“唯实”必须“辩证”,只有“辩证”才能真正做到“唯实”,才可能避免犯主观片面性的错误。陈云做工作,总是把99%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才决定对策。
王丙乾这样回忆道:“在我印象中陈云同志在重大问题上从不当场拍板,总要经过调查研究,尊重‘实事’,深思熟虑,反复‘求是’再作出决定。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工作作风,而且几十年如一日。他确实称得起‘实事求是’的模范。”(《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第二,注重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决策的基础。不做调查研究不发言,这是陈云一贯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赞扬陈云: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其他同志比我懂,特别是陈云同志,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侯树栋主编:《一代伟人陈云》,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陈云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陈云搞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据他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下去进行调查,不提前打招呼,提前做准备,只通知所去的地区和单位;不要迎接,不要陪同,下级单位的领导人该做什么还做什么,需要谁来时,再叫谁来。另外,他自己深入到实际生活中、深入到群众中去全面地了解情况。为了找到解决“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困难的办法,1961年他到农村作农业调查。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蹲点。他吃、住在农民家里,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直接了解农民的意见和要求。除了听取公社领导的汇报外,还召开了有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参加的10次座谈会。他深入到公共食堂、工厂、供销社和仓库,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了验证青浦调查结果,他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似的嘉兴、嘉善、吴县、吴江、昆山等地了解有关情况,还调查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无锡等地的情况。调查后,向党中央报送了三个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陈云调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这是他调查研究的根本着眼点与落脚点。他说,不解决问题的调查没有用。他通过调查取得了真知,摸到了规律,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薄一波认为,陈云从全面调查研究入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种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抓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我,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第三,陈云特别精于算细账。陈云十分重视数据,认为小数字里有大文章,数字里面有政治。为了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1962年2月26日,他在《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中指出:要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目前我们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有三项: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他算了两笔细账:一是有无可能。他说:“一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三十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一百九十亿斤左右,这两年是一百二十亿斤,拿出三十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口中实行。”二是实际需要。他说:“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七十克的蛋白质,一斤粮食含蛋白质四十五克左右,一斤蔬菜含五克,一两大豆含二十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综上所述,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和实践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以人为本,一切为了群众的利益。陈云提出,解决民生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是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他说,一切为了群众,就要把向人民负责和向领导机关负责有机地统一起来;就要在一切工作中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坚持从实际出发,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在客观上使人民得到好处;就要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就要处理好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眼前利益的保障,丢掉了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眼前利益就不能持久;但是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又是有赖于眼前利益的,完全不顾眼前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就是空的。(侯树栋主编:《一代伟人陈云》,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03页。)这也正是陈云“多谋善断”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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