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是，

　　长期以来学术界主要是研究毛泽东的有关论著，只有少数文章论及刘少奇、邓小平对这一理论的贡献，而研究其他领导人对这一理论的贡献则更少。陈云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长期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执政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复杂变化

　　陈云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两类矛盾复杂变化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工人与职员的矛盾问题

　　在建立东北政权后，陈云对于两类矛盾复杂变化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工人与职员的矛盾问题上。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被接管，而企业中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当时两者之间存在着对立。“一九四八年东北的工人同职员曾经对立过一个时期，这对生产是不利的，所以必须加强工人和职员之间的团结，否则容易出乱子。”①为解决这个矛盾，陈云投入了大量精力。他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个矛盾在中共执政前后的不同，指出：“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是在剥削压迫的基础上，依靠一部分组织生产和掌管业务的职员来管理工人的”，工人和职员的矛盾“实质上是日寇、官僚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但是，“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被接收而变为人民企业时，这种矛盾根源已不存在”，因此“其解决办法不应该是‘流血斗争’或殴打职员，而应该采取批评、团结的态度”。②这就抓住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从而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对此他多次向工人解释，指出：“我们工人阶级对于打倒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对于应该合作的员工之间的小‘气’，要看成是小事”，“应该把大事小事分别开来，全力干大事。只要员工之间的‘气’已经适当解决了，就应该团结一致，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把反动派打倒，以便创造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自由天地”。(《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这就指出了工人阶级和反动派之间是对立的敌我矛盾，是“大事”，要坚决斗争；而工人和职员之间不是对立的矛盾，是“小事”，要团结合作。

　　（二）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

　　在建立全国政权后，陈云对于两类矛盾复杂变化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陈云强调对资本家既联合又斗争，“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家的利益，但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而从事投机捣乱的人们的行为”(《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陈云指出了劳资关系的变化，认为：“实行公私合营，是企业所有制的一种根本改变，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改变”，让民族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给予他们像全国人民一样的政治权利，是符合于工人阶级利益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现在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生产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定息形式的国家管理的生产。”而“不拿定息虽说不是资本家，是国家工作人员了，但在人们的观感上和实际上仍认为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工人，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什么条件下我们把资本家看成劳动者，不当作外人？恐怕要经过考验。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要经过长期的埋头苦干的工作考验，这恐怕是要的”。(《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1、66页。)这就明确指出了在公私合营后，应给予民族资产阶级“像全国人民一样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上同等对待；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放弃定息后，经过长期的考验过程，就应“不当作外人”。与此相对应，陈云认为：“大部分工商业者在放弃定息后可以被吸收加入工会，但是某些人在一定时期内暂时不能加入工会”，“因为过去劳资双方在企业中是对立的”，“应该给工会一个准备时间，做些工作，以便将来吸收他们入会，得以顺利通过”。(同上书，第124页。)可见，陈云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过去是对立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放弃定息、埋头工作后，可以在政治权利上和人们观念中成为劳动者，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这充分说明陈云对执政后两类矛盾变化的认识的深刻性和超前性。

　　陈云对这两个矛盾问题的处理和认识有一个共同点，即牢牢把握生产关系的变化。职员与工人矛盾的变化，是因为日寇、国民党政府的企业被接收而变为人民的企业；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变化，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在公私合营后基本上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企业。这也正是陈云对执政后两类矛盾作出正确而深刻认识的原因。

　　二、经济建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

　　早在东北接收城市工作中，陈云就指出，人民群众的利益矛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夺取政权前后是不同的。在夺取政权前，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是要搞斗争，而夺取政权后，“治本的方法只有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中央的经济工作，更加深入地认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他在1957年指出：“解放七年来，人民政府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有进步，但还有困难，有些困难还不能一下子都解决，工人、农民、公务人员生活水平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是人民闹事的根本原因。”“我们在经济工作、政治工作以及工作方法上都可能犯错误，例如，把学生和工人招收得多了，分配和安排不了，这也是人民闹事的一个原因。中国革命由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用了二十四年才摸索出一套规律，经济建设要摸索出规律，也需要一定时间。可以要求这个时间短些，避免出大乱子，但乱子总会出的，是不能完全避免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页。)这就明确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经济建设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这个认识和1956年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也是相一致的，说明了陈云善于实事求是地发现和抓住问题的本质。而且，陈云以此认识指导经济工作，提出要像摸索中国革命规律一样，尽量快些摸索出经济建设的规律，避免人民内部矛盾出现“大乱子”，从而表达了他希望尽快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冷静思路和恳切心情。

　　陈云不断摸索经济建设的规律，尤其注重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并在工作中再三强调：“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更促使陈云思考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他多次指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现在国内市场很紧张，人人都有意见。今后搞建设，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得到保证。”“物资平衡决定于物资的分配方法，要首先保证生产和市场的最低需要，然后才能用来搞基本建设，否则就是只顾建设，不要人民。”“物资分配方面，过去照顾基建多，照顾生产少。今后应该首先保证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再搞建设。这样，基本建设就不容易冒了，也可以避免东欧国家的错误。”(《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38、353、357页。)1957年，陈云更尖锐地指出：“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如果只注意工业建设，不注意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工人就可能闹事”，“老百姓喊毛主席万岁，要看他有没有衣服穿，有没有饭吃”。(《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1095、1096页。)陈云的探索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陈云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此仍极为关切。1978年，陈云大力主张进口粮食，以改善和稳定农民生活，并指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1980年，波兰爆发全国范围的工人罢工事件，陈云借此强调：“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还引述陈云的话说：“陈云同志讲，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对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1981年，陈云还指出：“不建设，经济搞不上去，日子就这样过去了，那就会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在台上的人都要下台。”(《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可见，陈云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发展经济建设从而根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三、经济工作中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

　　陈云正确认识了执政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复杂变化，从根本上指出了经济建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并在主持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努力正确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利益关系

　　陈云一直很注重用经济手段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点：

　　第一，用经济手段来正确处理人民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早在东北的接收工作中，陈云就通过修正工薪标准来调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0页。)直到改革开放，陈云仍坚持这一点，指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由此，陈云大力支持打破平均主义，认为：“打破‘铁饭碗’是一场革命，其意义不下于公私合营。”(《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4页。)

　　第二，用经济手段来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1951年，陈云就指出贸易工作对于调节民族矛盾的重要性：“今天，兄弟民族在看我们的贸易工作究竟是不是真正做到民族团结，如果羊毛卖不出去，或者价格太低了，就影响团结。所以说，兄弟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者，就是民族政策的执行者。”“贸易工作在现阶段是民族工作重要的一环。”(《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311页。)正因为如此，当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反映西藏羊毛无销路、大量积压而直接影响广大牧民生活时，陈云批示：羊毛收购工作必须做，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上争取藏族人民。(《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1955年，他还进一步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加强国营商业机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购销业务，认为这“对促进各民族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增进民族团结，是有重要作用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

　　第三，用经济手段来正确处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人民政府虽然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和人民群众之间还是存在矛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即曾指出：“农民与国家也是有矛盾的”(《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当时国家存棉很少，棉农待价惜售，致使全国纱厂缺乏生产原料，有关部门建议提高棉花购价和对农民自织土布加税。对此，陈云签发电报答复：“棉价不能再提高，因为现在棉农惜售，如再提高，会更助长农民的储存心理。土布加税的办法容易扰民，也暂不作决定。”(《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后来实行统购统销，陈云强调：“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什么是公道的价格？并不是统统跟着黑市走，而是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二）强调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各种利益关系的矛盾，往往各方的利益矛盾互相纠缠在一起，在无法协调兼顾时，只能有所侧重、有所取舍。对此，陈云强调从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第一，正确处理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新中国成立前夕，陈云就明确指出：“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应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这不是帮资本家赚钱吗？是的。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生产的东西是多好，还是少好呢？当然是多生产东西好。工人不能单从个人来看，要看整体利益。”当然，私营工厂的工人也“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要求资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同上书，第22页。)在此，陈云就强调私营工厂工人的局部利益要服从集体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要承受资本家的一定剥削而积极工作、增加生产；同时也承认私营工厂工人的局部利益，逐步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

　　第二，正确处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困难，要增加税收来缓解，对此，陈云指出：“要纠正片面的群众观点与仁政观点。要看到，现在税轻，将来建不成工业国，群众要骂；相反，税重一点，财政有了办法，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欢喜。”(《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对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陈云也认为：“工农业产品存在剪刀差对农民不利，但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待整个经济有了改变，即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如果勉强缩小剪刀差，反而对农民更不利。现在我们帮助农民的办法主要是收购农民的土产，从积极意义上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以相对弥补他们在剪刀差中所受的损失。”(同上书，第106页。)在此，陈云就强调人民的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同时也不是完全不顾人民的当前利益。

　　第三，正确处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1953年，面对粮食供应和销售的严重状况，陈云提出统购统销的办法：“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同上书，第178页。)实行这种办法，“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如把本来就不多的外汇用来进口粮食，就无法进行工业化建设，改变不了落后的局面，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我们还是要挨扁担。”(《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在此，陈云强调农民的具体利益要服从根本利益，当然也不能完全忽视农民的具体利益。

　　综上所述，陈云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牢牢把握生产关系的变化，正确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从而深刻地认识了执政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复杂变化；其次，明确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经济建设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从而从根本上把握了经济建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最后，注重经济手段的作用，强调从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从而在经济工作中大力践行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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