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陈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一种共识：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经济战线运筹帷幄和化险为夷的卓越领导者。新中国经济建设每逢遇到难题，他都能高屋建瓴，抓住要害，提出良策，创造奇迹。笔者认为，这样评价陈云固然正确，但似乎还不够，没有全面揭示出陈云领导经济工作既是实践家、实干家，又是思想家、哲学家的伟大形象。

　　恩格斯强调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时指出：“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又指出，辩证法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①。陈云领导经济工作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在于他具有鲜明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品格与气质。陈云非常重视理论思维，尤其是反映“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辩证法，始终把“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摆在突出的位置上，科学地按经济规律办事，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智慧。

　　一

　　马克思在阐述理论的能动作用时有一段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陈云领导经济建设，遵循和实践的正是这条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求实、务实，是陈云一以贯之的作风。但是，他从不就实论实，就实落实，而是虚实并举，以虚促实。也就是说，他重视理论思维对经济工作的指导作用，凡事都先抓“人本身”，用理论思维武装人、引导人。为此，他曾多次现身说法，倡导学习哲学。

　　陈云认为，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1970年12月16日，他在给女儿陈伟华的信中指出：“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是观察问题的观点（唯物论），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辩证法），随时随处都用得到。”1984年2月2日，他在曲艺界知名人士春节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有还是没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思想方法，工作起来会大不一样。”(《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348页。)1987年7月17日，他语重心长地对有关同志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362页。)同年12月18日，他又提出：“要学哲学，学了哲学，脑袋会更加灵光……总起来说，管一切东西的是哲学。”(《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页。)

　　“管一切东西的是哲学”，“学好哲学，终身受用”。这些朴素而又深邃的话语，是陈云长期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多年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升华。1983年7月7日，他同秘书谈学哲学的切身感受时说：“我到延安之后，毛主席让我学哲学，还给我派了教员，我认真地学了三遍。……那几年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在延安学习前，我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习后，讲话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同上书，第330页。)通过学哲学，陈云从理论上理解、精通了辩证法，在实践中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制宜，正确把握和娴熟运用了辩证法，使辩证法成为他解决一切难题、取得一切成功的途径和法宝。

　　二

　　在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中，陈云经过无数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毛泽东语），反复地“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语），通过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辅相成的互动，不断产生思想方法的飞跃，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维。

　　为了探索“思想方法上的规律”，陈云锲而不舍，整整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据他的秘书刘家栋回忆：陈云生前系统阐述辩证法共有五次，最初一次是在1940年夏天。当时，“我正在窑洞里看书，陈云走进窑洞里来，说他最近在思考一些哲学问题，想跟我讲讲学哲学的体会。他在窑洞里踱起了方步，慢慢地讲起了‘交换、比较、反复’，并说这是辩证法”。“接着，他又对这六个字分三段作了解释。讲完后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好，听起来挺新鲜，多交换、比较、反复是可以更全面了解事物的，也是能治治片面性的。他说，不仅是治治片面性的问题，它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规律。”(《陈云百周年纪念》（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2页。)此后，陈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结合新的实践步步深入阐述这一独到见解。

　　1990年初，陈云在杭州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用最简洁的语言对自己的理论思维作了最精确的概括。他说：在延安，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2页。)陈云概括的十五字箴言，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精密提炼。他的表述也使人耳目一新，体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语）。

　　三

　　由于陈云高度重视理论思维，每逢思考和制订经济建设的方针大计，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端正干部的思想方法。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方针，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陈云考虑到当时各级干部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存在分歧，也就没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就如何克服经济困难作大会发言。会后，他在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讲话，着重讲了“交换、比较、反复”。他说：“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比较正确呢？我提出以下几个方法，看行不行，同志们可以试一试。”“交换。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比如这个茶杯放在桌子上，对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花没有把的。可是这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把没有花的，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如果两人把各人看到的一面‘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比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反复。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189页。)

　　等干部的思想方法大体趋于正确之后，陈云才具体分析当时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并提出相应解决的办法。2月23日，他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中南海西楼会议）的发言中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农业大幅度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同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以多发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导致通货膨胀；城市钞票流向农村，投机倒把现象相当严重；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措施：把1963年至1972年的十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分成恢复阶段和发展阶段加以实施；继续减少城市人口；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计划机关应把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上来。(参见《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1301页。)

　　刘少奇十分重视陈云提出的五点困难和六条措施，建议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请陈云再就这些问题展开讲一讲。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这篇讲话，丰富了他在西楼会议的发言内容，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对统一各级干部的思想认识和调整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发陈云同志讲话的指示》，强调“中央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目前财政经济状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中央认为，今后十年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有了前一阶段的调整，才能有后一阶段的发展。只有这样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同时要求各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立即行动起来”。4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和讨论陈云等同志讲话范围的通知》，遂使陈云的讲话成为指导当时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文件。

　　四

　　观察和分析任何事物，紧紧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列宁语），即对立面的统一、斗争和转化。既注意事物这一面，又注意事物另一面；既重视事物的有利因素，又重视事物的不利因素；在反对“左”或右的倾向斗争中，防止一种倾向可能掩盖另一种倾向。这是陈云理论思维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譬如，他阐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著名论断，即经济建设中消费和积累的辩证关系，可谓统筹兼顾，恰到好处。他用吃饭“吃得太差”与“吃得太好”的不同后果打比喻：我们的经济工作，“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还是那句话：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只要把握住这一条就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9页。)这同他对另一著名论断“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阐述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主张“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应该是：“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同上书，第52页。)

　　五

　　观察和分析事物坚持一分为二，又不等量齐观；或者说既坚持两点论，又强调重点论；既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更重视代表事物本质和发展方向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陈云理论思维的另一大特色和亮点。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才能使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中国的实际，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陈云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与“三个补充”的构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非常明显，陈云在这里阐述的“主体”和“补充”，其本质、地位和作用迥然不同。“主体”代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在经济建设中居于主导地位，“补充”从属于“主体”，并在“主体”领导下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六

　　观察和分析事物以及改造客观世界，重视容易被忽略的积极因素，用战略眼光审视、关注它们的变化，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加以扶持，利用它们为经济社会服务，是陈云理论思维的又一大特色和亮点。

　　对计划与市场关系中的市场的认识，陈云在1956年党的八大的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与“三个补充”构想，是他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命题的最初表述。

　　1979年2月22日，他同李先念谈话，赞成“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3月8日，他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命题：有计划按比例思想，来之于马克思。“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

　　1982年11月14日，陈云同宋平、柴树藩谈话，借黄克诚用“鸟”和“笼子”比喻搞活经济与国家计划的关系，对这个论断又作了形象、深入的阐释。在12月2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他再次阐明：搞活经济就是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不能脱离国家计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陈云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辩证认识，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命题，尽管带有历史的痕迹，但是，却显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曙光。因此，被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报告所采纳。此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战略目标，都是在陈云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命题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正如李长春在2005年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讲话中强调的：“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理论上的一个突破，使人们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认识上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为后来逐步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出了重要的历史铺垫。”(《陈云百周年纪念》（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陈云一生酷爱哲学，钻研哲学，精通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日益炉火纯青。通过梳理和研究陈云的理论思维，笔者认为可以把陈云定格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研究他的丰功伟绩和思想建树，发掘、传承他留给后人的这笔丰厚的理论遗产，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