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云在抗日战争后期主持边区财经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和建国前后主持中财委工作期间，都成功地领导过稳定物价的斗争，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于陈云在建国前后的稳定物价意义重大[①]，影响深远，因此，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研究的较多，相比之下，对前两个时期研究的较少。本文试图完整地总结陈云领导稳定物价的基本经验，并力图展示它们是怎么样逐步丰富和发展的。
一、注重调查研究
注重调查研究，是陈云一贯的工作方法。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经济建设时期，每当工作中遇到问题时，陈云总是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也总能够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在陈云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44年3月，陈云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转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这也是陈云以主要精力从事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始。当时，国民党严密封锁边区，企图“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同时千方百计阻止边区食盐出口。由于贸易进口大于出口，加之生产资金的大量投放，以及为调动军队而增加的费用，造成1943年边币发行量增加13倍，下半年开始金融波动、物价猛涨，贸易、金融和财政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成为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难题。[②]面对严峻形势，陈云从调查边区的商情入手，努力寻求打破封锁、扭转入超以稳定物价的应对之策。据当时在陈云身边工作的朱劭天回忆：“他常亲自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找群众和干部谈话，直接了解情况和意见，取得第一手材料。我跟随他在新市场向运盐农民调查运盐线路时，他让我绘制了一幅《陕甘宁边区交通干线图》（我仍留有复印件），以便于外出调查时使用。” [③]不仅如此，陈云还派人到西安等地侦察、搜集经济情报，注意从报纸、杂志和文献资料中寻找有关动向的蛛丝马迹。朱劭天回忆说：“陈云同志非常注意从各方面研究和了解市场发展情况，他曾亲自带领我去枣园党中央图书馆，查阅国民党地区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中有关西北盐业及花纱布的产、供、销资料。”[④]陈云还致信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要他介绍国民党政府的黄金政策、外汇政策、币制改革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收支政策和棉布政策等。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弄清了物价猛涨的原因，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有力地抑制了边区物价的过猛上涨。
1945年9月，陈云奔赴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8年6月后，陈云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后，所做的大事之一就是制止物价暴涨。此时的平均物价指数已比当年2月上涨近三倍半。粮食由2月底的每斤160元涨为的1600元[⑤]。面对这一形势，陈云先是冷静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而分析出了物价暴涨的三大原因：第一，大量增发纸币；第二，物资不足；第三，政策的失误。主要是因公家购粮，限制商贩携带50斤以上的粮食，缩小了社会的调剂力量。[⑥]在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特别是前两个问题）难以完全解决，但经过努力可以缓解。陈云提出了切实有力的对策并先后付诸实施，结束了物价暴涨的局面。
陈云在主持财经工作期间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与信任1949年5月，他奉命到北平参加筹组并主持中财委工作。在此期间，陈云三次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每次斗争中，他仍然是从调查研究入手。由于旧经济势力进行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1949年6月下旬，上海的物价开始波动。稳定物价成为中财委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7月下旬，陈云赴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陈云抵达上海后，连续四天一边听汇报、调查研究，一边为会议作准备；会议结束后，陈云仍留在上海继续探讨如何落实会议各项决定，并与各界代表人物广泛接触，开座谈会，调查研究。[⑦]在这些会上，陈云努力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对恢复与发展生产、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产生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对此深表赞成，要求各级领导人也要像陈云在上海那样，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⑧]由于采取了有力措施，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两个月内，各地物价相对平稳。陈云仍很冷静。他指出：“今后物价估计仍将继续上涨，且仍有发生剧烈跳跃的可能。原因是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须收购大量物资（主要的是棉花），必须继续增发货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估计是不可能的。”“因此，困难还很严重，不能盲目乐观。”[⑨]果然，新中国成立后刚半个月，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其他地区跟进，全国物价猛涨。到11月13日止，以7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北京、天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华中、西北与此相近。在10月份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44.9%。[⑩]11月1日、5日，陈云主持召开中财委第一次委务会议和第二次委务会议。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次物价上涨，根本原因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大量增加。部分地区还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食贵，等等。此外，人民政府所接收的城市，市场差不多已变成投机商人的大赌场，也是物价猛涨的原因。从11月5日起，中财委所管的各部相继召开专业会议，实际上是对财经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为从根本上稳定物价作了必要的准备。正如陈云后来所说：“11月5日起开始召开专业会议。这三个月会议使我们头脑开始清楚。”[11]由于情况明，决心大，时机得当，措施有力，这场严重的涨价风潮很快平息。陈云在制止这场物价猛涨时，考虑到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情况，已估计1950年2月份还会刮起物价涨风。1950年1月4日到9日，上海粮价上涨23%；到1月下旬，又比月初上涨80%。[12]2月6日又发生了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事件，投机商人趁机囤积纱布，物价涨风再起。由于事先有预见，并陆续作了部署；人民政府手里已经控制大量物资，掌握了市场主导权，因此，到1950年3月，全国物价基本上稳定下来。
二、善于抓住关键
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前后的历次物价上涨中，总有一种商品起着领头作用。抓住了它，就抓住了稳定物价的关键，就掌握了主动权。这是陈云稳定物价的又一条重要经验。
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时期，陈云抓的是布匹。他分析说，边区的老百姓大多数能保持粮食自给，但都需要布，而布是从西安来的。“这一条就决定了边区的物价是以布匹为主。布匹涨，猪肉也涨，小米也涨。”他发现布匹涨价“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外部原因为主”，“特殊的情况是内部金融波动，比西安涨得快。”从涨价的先后看，“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落后于西安，土产品落后于外来品”。据此，陈云提出两项办法：一是不要金融波动；二是正确调整供求关系。陈云还观察到在边区对物价涨跌起领导作用的是延安和绥德，尤以延安为主。为此，他提醒“特别要注意这两个城市的物价。”[13]由于抓住了关键目标，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保证了边区的“物价相对稳定（一年上涨两三倍，与西安大体持平）”[14]。
在主持东北财经工作时期，陈云抓的是粮食。1948年9月2日，陈云在东北财经部门讨论物价问题的座谈会上分析说：“东北过去物价曾经是布价带头的，1946年北满时就是如此。棉花未来，粮食出不去，叫做‘吃饱了，冷死了’。后来转变到粮食带头，这是指与苏联贸易通了以后，粮食有出路，买粮出口，布退回来，大批布在公家手中。粮跑出去，布跑回来，并且又来得及时，粮食就带头了。”[15]因此陈云说：“如何适当控制粮价，减少意外之涨，增加意料之涨，这就要掌握一些粮食。”他提出1948年除征收200万吨公粮外，还需外购40万吨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就可将粮价适当控制。”[16]
在主持中财委工作时期，陈云还是主要抓粮食。从1949年7月到1950年2月的三次物价上涨，都是主要由粮食带头。因此，1949年7月16日，也就是临去上海主持各解放区财经会议的前3天，陈云致电东北局财委李富春、叶季壮，请他们研究可否挤出15万至20万吨带壳粮支援上海。[17]到上海后，陈云主张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粮到上海，以维持上海的供应。在上海财经会议的最后一天，陈云表示中财委已从东北调来20万吨大米给上海。“今年秋天要在南京、杭州间集中6亿至8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18]采取这些举措后，物价被成功平抑，江南粮食价格还有所下落。从10月15日开始的这次涨风，天津、北京是由粮食带头；上海、武汉是由纱布带头，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粮食。11月11日，陈云、薄一波致电东北李富春、叶季壮：“务请设法从11月15日起由东北保证每日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进关。”[19]为确保东北粮食进关，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去调运粮食。他亲自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20]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粮食、棉布。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50年1、2月间的物价波动还是从粮食起。当时上海存粮不到1亿斤，情况十分紧急。为提防奸商捣乱， 1月11日，陈云致电华中的邓子恢和东北财委，要求“华中查告沿江沿铁路立即可运沪的粮食有多少，在何处，用最快方法本月内能运出多少？”要求东北答复“东北上交中央之稻谷准备好否？”并请他们接此电后“就可运者立即起运”。[21]由于措施果断，组织得力，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保证了运粮济沪，从而控制了物价的过猛上涨。
三、强调集中统一
实践证明，在经济面临困难，尤其是物价不稳的情况下，集中有限的资源和力量，保持各部门的协调统一，对于摆脱困境，扭转局面具有重要意义。陈云在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前后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实践中，一贯强调集中统一。
陈云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时，面对的是因严重封锁和贸易入超而造成的被动环境，强调必须实行集中统一。1944年12月1日、2日，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指出：“各分区与延安，贸易公司、银行与财政厅，以及陕甘宁和晋西北两个边区的工作，都要步调一致。若各自为政，互不相谋，各搞各的，就会天下大乱。”[22]在贸易方面，陈云将西北财经办事处物资局改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他还指出：“要把晋西北和陕甘宁的贸易统一起来，进口不要争相买，出口也要有计划，否则对自己不利。”[23]在金融方面，陈云将银行发行权集中于西北财经办事处。1944年5月14日，陈云与贺龙在给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政委贾拓夫的信中指出：今后银行增加发行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书面批示。[24]在财税方面，陈云规定分区可以向边区政府提出税收方面的意见，但颁布权属边区政府，内部的税收政策要统一于边区政府。[25]由这些措施有效地保持了物价的稳定。
在主持东北财经工作时，陈云仍然强调必须实行集中统一。他认为，要力求物价平涨而非暴涨，公家必须设法掌握一定数量的粮、布、盐等物资。1948年6月28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会上提出：“要尽可能多地把粮食控制在手里。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布和盐抓起来，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向农民换取粮食。”[26] 10月8日、1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上再次提出：要避免物价大涨，“仅就经济范围来说，有三个条件：（一）避免错误；（二）必须做到每月货币收支接近平衡；（三）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40万吨至50万吨粮食，这是最基本的。”“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100万匹布。”[27]这对适当控制物价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在主持中财委工作期间领导的三次稳定物价的斗争，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全国财经工作统一调度的作用。面对1949年7月的物价风潮，陈云强调处理这些问题必须有全局和统一的观点，不能只从地方的局部利益出发，各自打算。他说：“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抱怨是没有用的。个别地方采取‘自卫’办法，即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办法，是用不得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28]8月，陈云为稳定物价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决定：“（一）建立统一的发行库，由中央财委统一领导。（二）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与中纺公司同归中央纺织工业部统一领导。（三）建立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推销各地丝、茶、桐油等类特产”。[29]平息从10月15开始的物价风波，更是充分发挥了集中调集主要物资，各大城市统一行动所形成的巨大威力。11月13日，陈云向各地下达了调运粮棉的指令，指令各地国营贸易公司：“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预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30]陈云还要求各地向中财委及贸易部随时报告各种物价信息，并依据指示来抛售物资、确定本地的合理价格。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薛暮桥回忆道：“投机商人认定物价还将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资本遭到沉重打击。几天之内，就将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31]处理1950年初的物价波动同样发挥了集中统一的优势。面对1949年水旱灾情引起的严重粮荒，陈云在1950年1月6日的政务院第十四次政务会议上提出：“贸易和城市的物资供应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把主要的力量放在主要的战场上，集中力量打垮一部分奸商。”[32]针对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顾全大局，阻止粮食外运，陈云断然主张采取严厉手段：“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33]由于调集了充足的粮棉做后盾，这场物价风波再次成功度过。
四、经济手段为主
陈云历来主张处理经济问题要尽量运用经济手段。在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实践中，陈云始终注重以经济手段为主，其他手段为辅，这是稳定物价成功的又一条重要经验。
盐是边区最大宗的出口物资，对平衡进出口和稳定物价具有关键作用。为了使食盐按有利价格卖出去，避免出口走私，以保证边区的收入，陈云指示有关部门“减低运盐费用，改善运盐途中条件；提高口岸收购价（较规定的外销价只差20%），保证运盐户有钱可赚。”[34]对于农户运盐，运往哪个口岸，陈云要求不再由政府摊派任务，而是用规定口岸收购盐价的办法来指挥，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户运盐的积极性。[35]在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时，陈云同样强调要以经济手段为主，政治手段为辅。他说：“银行法币换不出来，你叫毛主席、总司令到那里去说：‘你们拥护共产党，你们不要来换法币。’这行不行？一定不行。”[36]由于按市场规律办事，不仅扭转了边区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而且保持了金融稳定，抑制了物价上涨。
1946年3月1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干部座谈会上指出：“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不能靠政治解决，政治只能解决一部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要由经济决定。”[37]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后，陈云更加强调按经济原则办事。1948年6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上说：“搞经济总要合乎经济原则，用强迫的办法既违反经济原则，又违反政治原则。”6月18日，陈云在就发展羊草生产、保证军需供应事给东北财经委员会负责人叶季壮等的信中指出：“现在纯粹动员性质的事情太多了，农民是讨厌我们的。”他要求必须遵循经济原则，“只要有利，农民必来；牌价太低，农民必不来。”[38]对粮食涨价后公营企业的商品和服务不跟着涨，陈云明确指出那是不行的，不符合经济工作规律的。“这可使工业最后总崩溃。”[39]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秋收及新公粮征收以前，估计物价仍将逐步上涨。其中，粮价我无法控制，煤、盐、布、金及公用事业价则必须主动跟上粮价。”[40]由于按经济原则办事，既使农民不吃亏，又适时调整公营企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减少和避免了公家的损失，结果是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又使公家有更多的力量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布匹等物资，有效地抑制了物价暴涨。
主持中财委工作后，陈云更加注重发挥经济手段在稳定物价中的作用。在平息从10月15开始的物价风波中，陈云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在11月13日的电文中一次性发布了5条紧缩银根的指令：“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扣压。但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41]这些经济政策为平息这场物价风波产生了重要作用，也给私人工商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的荣毅仁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42]在平息1950年初的物价波动中，陈云同样注重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1950年1月6日，在政务院第十四次政务会议上，陈云说：“要提防物价波动，不能靠宣传吹牛，不能靠政治压力，只有靠物资的供应。”[43]中财委还通过以工代赈，将救济灾民与兴修水利、运粮济沪等结合起来，收到了一举多得的经济效果。
五、坚持标本兼治
在长期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实践中，陈云不仅注重稳住物价，更注重从根本上消除物价上涨的隐患，从而达到治本的目的。
边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贸易入超引起的。因此，要保持边区物价的稳定，除了实施正确的贸易、金融和财政政策外，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生产。陈云对边区的生产高度重视，尤其强调“重心要放在能减少入口的物资的生产方面去”，[44]更注重生产需花费法币进口的棉花、布匹和其他工业品。他说：“棉花、布匹不要外面的，法币的付出可以减少，金融就可以稳定。”[45] 1944年7月21日，陈云在西北局常委会议上就筹划边区铁生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向关中铁厂投资7000万元边币，富村铁厂投资1亿元边币。[46]陈云也高度重视农业方面生产自给。他说：“青菜、萝卜、马、牛、羊、鸡、犬、豕这些东西也要，这些东西也是减少财政开支的。开支减少了，边币就可以少发行一些。”[47]生产的发展改变了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抑制了边区物价的上涨。陈云概括为：“由于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的成效，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的增加，加上贸易、金融管理的改善，近年来边区的金融和物价，大体上是稳定的。如果生产有了更巨大的收获时，稳定的程度还要增加。”[48]
为解决东北解放区的物价暴涨，陈云不仅从流通和分配环节上采取应急对策，更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根本办法。1948年10月8日、1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上提出“后方机关要提倡搞农工生产”。[49]对于发展农业，陈云指出：“现在允许人发财是不可怕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越高越好”，“生产粮越多越好”。[50]这及时打消了某些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怕富的顾虑。对已恢复生产的工业，陈云要求搞好经济核算，不能做赔本买卖；对准备办的工厂，他要求“要办就要条件确实具备，还要有技术保证”。[51]陈云还十分重视工业生产的计划性，在东北局高干会上指出，“没有总的统一的计划，等于无计划。下面各部门有计划而上面无计划，一切计划会统统破产。”“随便制订的计划，不等于真正的计划。”[52]上述思想和实践，不仅为稳定东北解放区的物价奠定了物质基础，还为此后解决全国范围内的物价问题积累了经验。
建国前后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赤字太大、钞票发行太多。因此，要保持物价稳定，除了采取紧缩通货、抛售物资等治标办法外，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财政开源，增加收入。1949年8月15日，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指出：“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要注意节省开支，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53]他提出把生产运动作为全党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54]当时陈云采取的另两个治本之策是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1949年12月2日，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物价问题和发行公债的报告，说明：“人民购买公债，在全国经济困难情况下，也是一种负担。但是这种负担，比起因增发钞票、币值下跌所受的损失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币值下跌的结果，其下跌部分是全部损失了的，而购买公债，在一时算来是负担，但是终究可以得到本息，不是损失。……所以从全体人民的利益说来，发行公债比之多发钞票要好些。”[55]经过充分讨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这次发行公债，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加上宣传和组织工作得力，认购踊跃，第一期公债发行超额完成。同时，陈云要求增加城市的工商税收。12月8日，陈云在全国第一次税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解决财政困难，单靠多发票子不行，主要应靠增加税收。过去，农业税（公粮）比重过大，今后要增加城市税收，使之在三年内与农业税取得平衡，甚至超过农业税。”[56]公债的发行、税收的增加，对稳定物价起了决定性作用。
[①] 毛泽东曾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②]参见《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③]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事业》（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④]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事业》（上），第97页。
[⑤]这里指1946年3月东北银行开始发行的东北币，即东北解放区的地方流通券。中国人民银行自1951年4月1日起，按东北币9元5角折合人民币1元的比价收兑。参见《陈云传》（上），第545页。
[⑥]参见《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页。
[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页。
[⑨]《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13]《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418页。
[14]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事业》（上），第95页。
[18]《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19]《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20]《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31]《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34]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事业》（上），第96、97页。
[40]《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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