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
波尔奇科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俄《远东问题》杂志主编。1947年生,197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73年起先后在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苏联驻华使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曾任欧洲中国研究协会副会长、俄罗斯驻华使馆顾问等,2004年起任俄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策、经济,俄中关系。著有《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江泽民到胡锦涛:21世纪初的中国》、《中日经济变革(1979~1999)》、《俄中关系:现状与前景》等。
2009年10月1日,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日子里,有许多在中国60年的历史里留下鲜明足迹的伟人值得追忆。
陈云(1905年至1995年)便是其中的一位。陈云先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党政领导高层中担任要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陈云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了中国的高通胀,实现市场价格稳定和财政收支的平衡。1953年,在陈云的建议下,中国开始对粮食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分配”,即根据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现实,集中采购和分配。1956年,在陈云的积极参与下,成功地阻止了此后被称为“小跃进”的第一次“大跃进”企图。
正是由于陈云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制定国民经济调整政策上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中国才能成功克服1958年—1960年“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1978年末,在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断之后,陈云重新回到了中国领导核心层,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云的首要工作是,调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积累和消费之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重的严重失衡。陈云作为中国领导层中权威的经济领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扭转了1979—1980年出现的、中央和地方一些干部对调整政策的消极态度。1981年,陈云坚持推行强硬的“长远的、健康和务实的”解决方案,并最终提高了国民经济宏观比例的水平,使中国能够开始进行国家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即便考虑到中国的复杂环境,陈云在各个时期所从事的“危机经理”的工作,都应被视为他对国家经济建设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仅这一项工作,其取得的成效在中国也是受用不尽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理念的形成是与陈云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早在1956年,陈云就指出了用市场来补充和调节计划的必要性,并在1979年3月重申了该想法。陈云在自己的发言中,将上述理念形象地描述为“笼中鸟”。“经济复苏是指计划控制下的经济复苏,而非脱离了计划控制的经济复苏。这就像在笼子里的鸟,不可以将鸟抓在手里,那样的话,鸟会死掉,必须使它能够飞行,但是只是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鸟就会飞走。如果将鸟比喻为振兴经济,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经济复苏和市场调节只能在合理的计划监管下才能显示其作用,而不应脱离计划的掌控”。尽管陈云后期的改革理念有时被看成是保守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陈云的不懈努力,以保障经济高增长率为目标的各项措施所组成的经济体系改革任务,才能转化为中国独立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调节国民经济比重以计划为主,以市场为辅”的论断,是陈云经济观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该论断被定义为“三个主要和三个补充”。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党的“八大”的讲话中,描绘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景。陈云主张,以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私营经济为辅,在计划外实行部分产品的自由生产,最终实现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三个主要和三个补充”的理念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实行混合经济的前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陈云立即在中共八大上做出了上述讲话。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更像一种提醒,提醒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追求形式上的、不考虑国情的所有权与经济组成形式的社会主义化。至于陈云本人,他在1951年就指出,不要试图跳过“新民主”阶段,应允许五种经济成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三个主要和三个补充”的论断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开始致力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先期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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