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云“比较稳当”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陈云的“比较稳当”这一特点，表现得也非常突出。

　　在红军长征中的危难时刻，陈云做事“比较稳当”。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到达金沙江。为顺利渡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组织成立了渡江指挥部，并任命陈云为指挥部政治委员，负责在南岸指挥部队上船，渡江一共持续了九天九夜，陈云指出：“我在这九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我们指定专门部队负责渡江的秩序。必须防止人员蜂拥上船，否则就会翻船。这就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还需要有经验的船工，因为水流湍急，很容易翻船。我们对当时的船工付给优厚的报酬。当地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附近船工都自愿来帮助我们。结果，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3万多人顺利过江，“没有损失一人一马”。[⑨]直到两天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江边，而这时，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成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陈云的“稳当”为红军顺利过江起了重要作用。

　　陈云的“比较稳当”在“大跃进”时期也表现得很明显。当时，陈云是党内少有的几个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他对高指标和浮夸风以“不唯上”的态度给予指正。1959年春，他受毛泽东委托落实当年钢铁指标。他多方调查，听了冶金部6次汇报，对钢铁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认真的分析计算和综合平衡，又主持中央财经小组进行集中讨论。1959年5月15日，他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信，信中说，冶金部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对此，我看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会上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信中还指出：从小高炉里炼出的九百多万吨铁，含硫量超过了千分之二的标准。它们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扎成有用的钢材，是“劳民伤财”。如不改进，就搞不到一千三百万吨钢和九百万吨钢材。[⑩]最后，陈云向中央建议将钢的生产指标由1650—1800 万吨降为1300万吨，实际执行结果是1387万吨。陈云落实下来的钢铁指标对于减少当时盲目扩大生产造成的损失起了一定作用，在党内传为佳话。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11]

　　　  陈云的“比较稳当”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外国的技术，对于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都极为重要，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在利用外国的同时，也有被外国利用的可能性，陈云对此一直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世界上没有一个愿意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他强调：“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12]陈云一方面指出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但同时强调：“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渐进。”[13]他指出，我们对外开放的立足点是自力更生，要始终保持这样一个清醒的头脑。除估计到资本主义国家可能通过经济手段制造不利于我国的后果外，陈云还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方面的不利因素。他在《对港澳贸易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要时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难。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这种考验有很大的政治意义。”[14]在对外开放刚刚起步的情况下，陈云指出：“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15]这一切都反映出陈云未雨绸缪、“比较稳当”的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