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云“是个好人，比较公道、能干”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内同志被毛泽东称为“好人”的，虽不止陈云一个（众所周知，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时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但人数的确不是很多。之所以被毛泽东称为“好人”，在于陈云的“公道”和“能干”。“公道”和“能干”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公道”，没有才干，对党的贡献就不大；反之，没有“公道”的“能干”，可能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巨大损失。“能干”是基础，“公道”是保障，如此作为领导者才会经受住考验。

　　陈云是一个“能干”的人。十年内战之后，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抗战初期只剩下3万名党员。而这3万党员中在部队和陕甘宁边区的有2万，在国统区和敌占区的只有几千。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937年12月，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以一个政治家敏锐的眼光认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壮大队伍，保证战斗力。193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党籍及重新入党问题的第一次通知》，指出为了巩固党的组织，保障党的纪律，凡已被恢复党籍及重新入党之党员的党籍，或正在要求恢复党籍者，均需经中央党务委员会依据党的原则、党的章程重新审查和决定。[②]1938年3月15日，在中央领导下，陈云负责组织起草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同日，发出《关于征收党费的通知》，指出：“经常交纳党费及物质上帮助党是布尔塞维克党员应绝对遵守的义务，也是构成布尔塞维克党员资格的条件之一。”[③]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指出区委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之下，应设立组织部，管理组织的发展，党员登记，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及征收党费等。[④]1939年12月，陈云又组织起草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一系列决议和规定，对于重建党的组织结构和原则、壮大党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在经过大发展之后，陈云又及时提出要巩固党，放慢发展速度，边巩固、边发展，提出了“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的论断，并采取诸多措施达到这一目标。无论是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论述，还是关于党员队伍及组织制度建设论述，陈云都是立足于实际，着眼于全局。他的“能干”为党的力量壮大和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初，陈云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过程中更是显示出了“能干”的本色。据薄一波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⑤]

　　陈云的“能干”是建立在“公道”基础之上的。1941年2月，中组部根据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对女大学生的调动办法是其中的一半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王明给陈云写信提出，要求将这个比例降低为百分之二十五。陈云表示不同意，他指出，我们党已经不完全是秘密党，而是领导着政权和军队的党，必须根据需要，分配大量干部到各方面去工作。如果没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全盘工作是做不好的。“因此，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他还告诉王明，“据我所知，中央并无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的决定。如果中央有此决定，我个人当然绝对遵守党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他进一步指出：“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由中组部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这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最后陈云说：“我向你声明，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⑥]

　　陈云的“公道”，还表现在对自己承担的责任不推卸。1957年9月，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历史上有一些事情，决定得太快了。比如说，决定大量种橡胶树，这件事情我有很大责任。那时斯大林来电报说要赶快搞，至少要二十万吨。苏联专家派来了，要机器也有，好，就种吧。种了以后，有许多种不活。……我们一下就要求‘多快好省’，那是太急了。这是一个教训。”他还指出：“再比如说，建设三门峡水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人大通过议案以前，在报纸上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大家讨论。现在社会上有议论，党内也有不同意见，说水库要淹那么多的地，水坝的泥沙淤积起来很快，二十年或者多少年以后就淤满了。有的热主张水坝搞高的，有的人主张搞低的；有的人说淤积不会发展，有的人说要发展，议论纷纷。现在要回过头来重新研究，说明当时不应急于定案。我认为农业上的大问题，许多工作上的大问题，可以在全国展开讨论，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中国农业如何发展，不仅共产党内有意见，社会上很多人也有意见。一切好的意见，我们都应该吸收过来。”[⑦]1979年3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⑧]这种勇于自我剖析的做法，正是陈云“公道”作风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