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苏联军方打交道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因为中共高层和苏共高层政见的分歧而导致关系微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以陈云等人为委员的东北中央局，赶赴东北，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并与苏军建立联系，协调双方在东北的行动。为了方便与苏联军方进行沟通，彭真、陈云分别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命书用中俄两种文字写成。1945年9月15日，陈云等人由延安搭乘苏联军用飞机进入东北。1934年起就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大时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不管是在理论修养还是在实践经验上都已经非常成熟，在面对既是盟友又有分歧的苏联军方时，他显得既非常沉稳又非常灵活。在东北期间，陈云同苏联红军驻沈阳、长春、哈尔滨的高级将领们进行了广泛接触，了解到苏联对满洲政策的两重性，即一方面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要把中长路上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又愿意在可能的范围里帮助中共发展力量。因此，陈云同其他几位领导人一起，向中央提出了主动撤出大城市、把力量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并被中共中央采纳。

　　东北解放后，陈云为了尽快恢复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重工业，提出大量聘请苏联专家的建议，该建议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响应。

　　对于这一段历史，陈云在1981年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起草工作的负责人明确指出：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

　　四、争取苏联援助

　　全国解放后，陈云作为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的主持人，曾于1952年和1958年两次出访苏联，参与了争取苏联援助中国工业化建设、聘请苏联大型项目设计专家和向苏联派出中国留学生等事项的谈判，比如，陈云曾从中协调苏联帮助中国解决了种植橡胶问题、航空工业建设问题、开发西北地区石油资源问题、设计炼油厂问题、印制人民币问题，等等。

　　陈云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1951年夏，在接受捷克通讯社和《红色权利报》驻华特派员采访时，陈云指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国家的经济合作，对中国有极大的重要性。这种经济合作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效地反对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57年秋，陈云在公开场所又两次谈到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他指出：“我国的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苏联帮助设计了一百五十六项，我们自己搞了八百多项，不是社会主义主义制度是办不到的。”“‘一五’计划是苏联帮我们搞的，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合理的”。[③]

　　对于苏联经验的学习，陈云是虚心的、真诚的。但是，他的学习也是有选择的，并紧紧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陈云一再强调，向苏联经验学习，“应该首先学习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同时，他还强调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当时流行聘请苏联专家，陈云提出要根据需要聘请，严格控制，不能滥聘、乱聘。对于苏联专家提供的报表，陈云提出“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 [④]陈云认为，50年代来了很多苏联专家，搞工业、搞计划都可以。在像财政、商业、外贸、金融等领域，虽然也有些苏联专家起了些作用，但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探索，在这些方面照搬苏联是最少的，我们自己的工作有了成果，搞出了自己的突破。纵观建国后陈云参与的一系列与苏联有关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学习活动，无不体现了陈云讲求事实，敢于创新的特点。

　　对此，毛泽东的评价很高。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重工业各部汇报时指出：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有些东西，他也不学。陈云的儿子陈元回忆说，父亲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非常开放的，他既看到社会主义在早期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主张，又看到苏联时期的成就、教训和失误是什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搞，他历来有自己的看法，不照搬别人。

　　“文革”期间，陈云始终在拿中国与苏联对比，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认识不断加深。他说：“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⑤]

　　陈云先后在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东北根据地从事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争取苏联援助问题上，陈云积极主动、出谋划策，促使各个项目顺利有效地进行；在借鉴苏联模式问题上，陈云扬弃并重，注重自我摸索，力争符合中国实际，从而为新中国经济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卓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