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稳定”中的和谐思想

　　稳定不仅包括政治稳定，还包括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们的思想稳定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市场物价是否稳定关系人心稳定，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放在重要位置，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工作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初，准备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陈云提出：“老百姓需要什么东西，也要摸清楚。如果我们只办重工业工厂，不办轻工业工厂，老百姓等着要东西，没有东西给他们，他们就不满意。”[⑩]抗美援朝时期，陈云说过：稳定物价，“与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关系，如果美帝国主义一吓唬，票子就贬值，物价就波动，人民政府的声誉就不大好，人们就会怀疑，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容易被欺负，你抗美援朝能行吗？因此，稳定物价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11]。

　　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经济是始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形势的不稳定，而粮食又是关键。陈云一直高度重视我国的粮食安全。中国人口众多，而农村人口又占绝大多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而粮食问题又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陈云曾经说过：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新中国成立不久，由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封锁、轰炸，再加上台风和水灾的影响，上海的投机资本操纵物价，引起上海市民恐慌并波及全国。人民政府同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人进行了“米棉之战”，最终稳定了局势，这也给了陈云很大的启示：人心乱不乱，在城市，是粮食，在农村，是纱布。1982年11月16日，陈云说：“对粮食生产决不能放松。”“如果粮食库存不断下降，一旦城市用粮接不上，哪怕断三天，就会闹乱子。因此，我们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12]

　　陈云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的现象：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经济就稳定；建设规模与国力不相适应，经济就不稳定。这样，他就找到了经济是否稳定的重要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13]陈云指出：一个国家，政治上要有稳定的局面，经济上尤其不能瞎折腾。不怕慢，就怕弯。稳定的合理的发展速度看起来慢，但持续下去，不走弯路，反而会更快。

　　陈云认为在物质极度匮乏、经济极为困难的特定条件下，平均主义的办法，对于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在“大跃进”造成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使城里人能买到他想买的吃的东西，为了有相应的高价商品能同农民手里的鸡蛋等商品进行“等价交换”，陈云向中央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条是定量供应，另一条叫卖高级糖果、点心和炒肉片”。目的是这样：“第一缓和人心，第二增加热量，第三回笼货币。”[14]在大的方面搞平均主义，但又网开一面，又不完全搞平均主义，使有钱的人看到能多买点吃的东西的希望，又可以进一步稳定人心，稳定社会。但是，平均主义毕竟是有害的。陈云比较早地认识到了其危害性。陈云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说：“高产了不能多吃，长期下去，增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高产区会变成低产区。”[15]

　　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归根结底要靠发展生产力。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和发展，这个社会就必然缺乏活力，矛盾就会积聚，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必然会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严重的“饥荒、浮肿病，非正常死亡更加增多。生活困难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1960年“出了三十三个‘皇帝’，其中有十个‘皇帝’出在山东”[16]。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陈云既强调效率，反对平均主义，承认地区差别，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强调“大体上差别不大”，实际上就是追求共同富裕。在1979年3月2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