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用经济手段来正确处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矛盾

　　人民政府虽然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和人民群众之间还是存在矛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很多共产党人还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陈云就于1951年明确指出:“农民与国家也是有矛盾的，特别是富农，这一点在今年收购棉花方面已经表现出来了。国家对农产品的比价政策，只能决定农民‘种什么’，不能决定农民‘卖不卖给国家’。”[22]当时国家存棉很少，棉农待价惜售，致使全国纱厂缺乏生产原料，有关部门建议提高棉花购价和对农民自织土布加税。对此，陈云签发电报答复:“棉价不能再提高，因为现在棉农惜售，如再提高，会更助长农民的储存心理。土布加税的办法容易扰民，也暂不作决定。”[23]1952年，陈云仍认为:“今年收购棉花的时候，价钱不应提高。我们对农民现在还是拿价格政策来指挥他。”[24]后来实行统购统销，陈云强调:“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什么是公道的价格？并不是统统跟着黑市走，而是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25]

　　(二)强调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各种利益关系的矛盾，往往头绪众多，各方的利益矛盾互相纠缠在一起，在无法完全协调兼顾时，就要有所侧重、有所取舍。对此，陈云强调从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正确处理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

　　新中国成立前夕，陈云就明确指出:“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应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这不是帮资本家赚钱吗？是的。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生产的东西是多好，还是少好呢？当然是多生产东西好。工人不能单从个人来看，要看整体利益。”当然，私营工厂的工人也“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要求资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26]在此，陈云就强调私营工厂工人的局部利益要服从集体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要承受资本家的一定剥削而积极工作、增加生产；同时也承认私营工厂工人的局部利益，逐步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

　　2、正确处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困难，要增加税收来缓解，对此，陈云指出:“要纠正片面的群众观点与仁政观点。要看到，现在税轻，将来建不成工业国，群众要骂；相反，税重一点，财政有了办法，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欢喜。”[27]对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陈云也认为:“工农业产品存在剪刀差对农民不利，但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待整个经济有了改变，即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如果勉强缩小剪刀差，反而对农民更不利。现在我们帮助农民的办法主要是收购农民的土产，从积极意义上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以相对弥补他们在剪刀差中所受的损失。”[28]在此，陈云就强调人民的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同时也不是完全不顾人民的当前利益。

　　3、正确处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

　　1953年，面对粮食供应和销售的严重状况，陈云提出统购统销的办法:“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29]实行这种办法，“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30]“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如把本来就不多的外汇用来进口粮食，就无法进行工业化建设，改变不了落后的局面，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我们还是要挨扁担。”[31]在此，陈云就强调农民的具体利益要服从根本利益，当然，也不能完全忽视农民的具体利益。

　　综上所述，陈云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牢牢把握生产关系的变化，正确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从而深刻地认识了执政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复杂变化；其次，明确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经济建设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大力探索经济建设的规律，从而从根本上把握了经济建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最后，注重经济手段的作用，强调从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从而在经济工作中大力践行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

　　(占善钦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