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

　　张全收代表来自河南驻马店，他成立的中介公司每年向广东等地介绍２万名农民工。他说：“解决‘三农’问题光靠农业不行，一要靠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并把西部农村和东部城市统筹起来；二要靠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如何让１．５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过上有发展和有尊严的生活，关系到城镇化进程能否延续。

　　“统筹城乡的目标放在哪里？首先应放在农民获益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要让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去，首先需要解决农民工转为市民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认为，应给农民工同等待遇。特别是要对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让农民工有安居房，有社会保障。作为全国统筹J城乡的试验区，重庆市打算三年安排３００万农民工落户。

　　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是大幅度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的前提。广东省佛山市市长陈云贤代表说，佛山通过简政强镇，把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职能从县级政府下放到镇级，把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直接延伸到乡村。

　  在农村寻找城镇发展空间

　　产能过剩、用地紧张、“民工荒”……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面临一系列“瓶颈”制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指出，要把农村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需求，从而变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去年，家电、汽车、摩托车等产品下乡，使农村消费一举扭转占比逐年下降的颓势，增速反超城市，为“保八”做了贡献。今年，不但原有的工业品下乡补贴政策不变，范围还扩大到建材。

　　“农村消费最大的拓展空间在住房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认为，应使农村从生产型消费向生活型消费转变。农民新建住房愿望很强，可以与新农村建设、土地整理等结合起来，事半功倍。

　　一场“三旧”改造热潮正在珠三角涌动。从旧城镇、旧村居、旧厂房的集约化改造中获得土地资源，保护耕地，又保证了建设用地。

　　经国土资源部批准，重庆率先成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实行农村耕地增减挂钩。杨庆育代表介绍，比如城镇建设要占用１０００亩耕地，那就要购买１０００亩“地票”。“地票”可能来自边远山区腾出的宅基地指标。这样的买卖重庆已做成２３笔，在耕地面积不减的情况下，新增建设用地１．５万亩。

　　陈云贤代表用三个“释放”形容城镇向农村寻求发展新空间的好处：一是通过利用城市资源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把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二是既遵守土地政策“红线”，又释放出土地资源；三是农民得到实惠，促进了社会协调发展。

　  找准城乡统筹的结合点

　　作为城市的“尾巴”和农村的“龙头”，县城成为统筹城乡“双向互动”的最好结合点。民建中央提交的一份政协提案指出，在继续推动东部城市圈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依托县城发展壮大一批中小城市，实现城镇化均衡发展。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的突破口。”全国人大代表、贵州铜仁地委书记廖国勋认为，国家支持做大县域经济，农民在县城打工并变成城镇居民，然后逐渐把土地流转出来，是最稳妥的做法。

　　“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城镇不能过度扩张，不能侵占农民利益。”张育彪代表提醒说，城镇和农村应当各有分工、互相补充。在大力推动城镇化的同时，还应当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杨庆育代表说，重庆市重点鼓励城市企业下乡发展专业合作社、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引导城市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乡镇及农村聚集。十大公司下乡后，参与的６０００多户农民两年收入增长６７％，而同期重庆农民收入增长只有３０％。

　　“希望能有一天，进城的农民工可以变成市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而留在农村的农民，也能因为新农村建设生活得更幸福。那样我们就实现‘全面小康’了。”被人称为“农民工代表”的胡小燕说。（新华社记者刘铮、任芳、何宗渝、王攀、朱薇、单纯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