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来访的外国记者合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中国共产党也令世界刮目相看，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日益增多，在国际学界逐步兴起了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共学，或称为国际中共学。海外学界本来已有侧重古代中国研究的汉学和近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中共学是中国学的一部分。海外中共学起初是有关中国的区域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方向，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交叉学科，是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红星照耀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逐渐引起海外关注。1924年，曾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写就了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该文附录中保存了中共一大党纲，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早在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就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介绍了中共早期情况，强调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给美国国务院报送了《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向美国政府介绍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发展情况。

■《西行漫记》给西方民众奉献了中国革命的史诗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第一个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出自曾任燕京大学讲师的美国学者、记者埃德加·斯诺之手。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多次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深入了解了长征、土地革命等中共早期重大事件的情况，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写就了中国革命的一部史诗。1937年10月，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西方，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量达10万册以上。西方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杰作，标志着西方民众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这本书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大无畏的革命奋斗精神。西方民众开始通过这本书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西方人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费正清、马克·塞尔登等人将“延安道路”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

费正清教授向西方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世外桃源——延安”。美国中国学和中共学的开创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20世纪30-40年代曾长期在中国学习工作，曾担任过美国驻华使馆官员，与国共两党都有较多接触。他的标志性著作《中国新史》中，这样高度评价延安时期：“延安，少数曾亲临考察的外国人眼里，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那里阳光灿烂，欢声笑语，革命的热情感染着人们，正如斯诺和其他记者报道给世界的一样。中共领导人中间展现的延安的朴素民主与重庆的专制压抑形成了鲜明对比。” 20世纪50年代，费正清在写给福特基金会的项目申请书中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推动人类最大群体进入新的秩序”。此外，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提出了“延安道路”概念。他1971年出版专著《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将“延安道路”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受到国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延安道路”也称为“延安模式”，用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何以最后战胜了国民党政权。

■施拉姆赋予中国革命国际视角

西方学者认定“国共是抗战的主要力量”。以研究毛泽东闻名的美国学者施拉姆在其主编的哈佛版《毛泽东文集》中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抗战的主要力量”，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地位。在谈到抗战时期的延安政权建设时，他认为，“‘三三制’原则非常成功，体现了毛泽东特色的政治辩证法”，也肯定抗战统一战线的成功。作者很注重联系当时的国际关系因素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在中共的创立时期，还是在以后的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都倾向于把中国的革命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还有美国势力的介入相结合来分析。施拉姆站在国际社会的高度来分析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从而使宏观和微观得到了很好的结合，赋予中国革命国际视角的伟大意义。

■白修德、贾安娜通过国共情况对比，回答了何以“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西方学者、记者对比研究了国共两党。1947年，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撰写出版《中国的惊雷》一书，对比介绍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白修德、贾安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由此，“农民都把共产党人看作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看作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言人”。作者根据多年在中国的调查，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顽强斗争。费正清在给这本书的书评中认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学者关注的几个热点问题

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他当时评价的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革命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中国人民再次创造了发展的世界奇迹，GDP总量全球领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枝独秀，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也早已成为世界共产党行列的先进代表。海外中共学这一新兴学科具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包括对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党的地位、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党的思想理论、党的国际形象、党际交往等有关问题的研究，以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著名学者为主要代表，形成了比较独立的研究和教学群体。海外中共学涉及内容比较广泛，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以下八个方面。

■关于党的性质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史华慈和魏特夫就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否是列宁主义政党论争过。新世纪以来，狄忠蒲、贝淡宁等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民族性，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性；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从领导人民致富转为更加注重发展民主。

■关于党的历史的研究

上个世纪，费正清就在美国出版了名著《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这些著作对中共革命史作了较为客观的描述。上世纪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剑桥中国史》第14、15卷）成为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名著。总的看，很多西方学者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近年来，麦克法夸尔等撰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等著作在国际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关于党的建设的研究

2013年12月，约瑟夫·奈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提出“反腐就是增加中共的软实力”，认为党的一些干部腐败严重损害党的软实力，反腐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党的软实力。近年来，狄忠蒲等对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党的建设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共是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的党。沈大伟在其专著《中国共产党：调整与适应》（2008）中指出，中共在理论武装方面具有调整和适应能力，经常发动“意识形态运动”，提出新的意识形态概念，因而其理论武装能力很强。

■关于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能力的研究

一些学者对中共的执政方式、中共执政能力的构成要素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共已经具有强大的韧性，能够长期执政。赛奇撰著的《中国政治与治理》、李侃如撰著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等，都认为中共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关于党的主要人物的研究

国际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很多，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学和毛主义学。一些国际著名哲学家如齐泽克还发表了研究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专著，认为毛泽东是“哲学王”。史华慈在1957年就提出过，“毛泽东居于列宁的位置，成为哲学王”。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哲学家”。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以国外学者视角叙述邓小平的丰功伟绩，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关于党的软实力的研究

约瑟夫·奈认为中共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强大的软实力。中共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巨大成功，这是中共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他还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软实力。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国外学界往往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主义”。“毛主义”一词本身并无贬义。六十多年来，众多学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作家等参与到国际毛主义研究中来。国际学界已经展开了对毛主义的百科全书式研究。1949年，史华慈在《远东观察》杂志撰文《马克思和列宁在中国》，定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和文化”。这篇文章中已经提出了他的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左翼文化批判学者、美国著名学者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是毛主义的崇拜者，他高度评价毛主义的文化实践意义，认为毛主义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符号”。

■关于党的社会关系的研究

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裴宜理对中共与工农群众关系的研究、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蒲对中共与私营企业家关系的研究等。裴宜理从感情纽带视角分析了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她认为，毛泽东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注入了情感活力，他“非常懂得人性心理学的重要性，并且在很多著作中考察了人性和心理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毛对于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词汇‘阶级’的富于个人气质的理解中，他对于可改变的情感身份认同，比对客观经济形势赋予了分量更重的砝码”。

中国会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很多海外学者高度评价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中国梦”、“四个全面”等成为国际学界新的热门话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召开过多次研讨会讨论中共新的执政理念。一些学者认为中共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能力。

近年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斯坦福大学著名政治学者福山、哈佛大学政治学者麦克法夸尔等人，就中国模式和中国共产党研究问题谈了他们的看法。

■基辛格等人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基辛格高度评价习近平，赞扬他的外交战略和高超政治智慧，对习近平将潜在对手变成合作伙伴的战略很欣赏，认为他表现得更自信，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对腐败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目标能够实现，中国会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

■福山等人认为，中共具有强大政党能力和国家能力

福山近几年把学术重点转向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研究，他的基本理论框架认为国家、法治、民主责任三者的平衡是善治的基本要求。他比较了中美两国政党政治，认为中共具有强大政党能力和国家能力，而美国在这方面则欠缺，政党能力弱，国家能力弱。中国在法治和民主责任制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美国现在法律太多了，民主异化成了否决主义，国家能力较差，政府效率较低。他还认为，如果中国法治和民主有更好的发展，那么中国模式可能就是美国自由民主模式的替代。

■麦克法夸尔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严密组织，其中传统精神纽带发挥着维系组织团结的重要作用，比如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国家政权是因为中共高层形成了像兄弟一样的亲密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传统文化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老百姓中的影响更大，是真正大众化的文化。中国和中共应该把意识形态的重点放到继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上面。他赞同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最大软实力是优秀传统文化。

结语：中国共产党已经享有前所未有的国际话语权

上述学者对中共的评价和看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福山在1989年曾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该文认为，共产主义体制要崩溃了，世界历史定格于自由民主制，该文还认为，毛泽东思想也“终结了”。20多年过去了，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他已经承认中国和中共在创造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上个世纪80年代，麦克法夸尔也在国际学界提出过“中共崩溃论”，他曾认为，中国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了，中国共产党丧失了在群众中的威信，他还提出了一个“脆弱三角形”理论来说明中共政治体制的脆弱。近来，他也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强大了，国家已经实现了富强，人民已经实现了富裕，这是历史性的成就。中国的成功已经使一些学者，包括亚洲人和非洲人开始怀疑“华盛顿共识”，而更加青睐“北京共识”，肯定“政党政治的中国模式”。他们开始思考，中国模式是否能移植到其他地方。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扩大中国话语权”这一重要观点。国内学界应当积极回应国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切，提升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国际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认为，话语权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这是“话语权的唯物论”。话语权与物质实践对立统一是“话语权辩证法”。这些理论启示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为提升话语权打造强大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要在国际上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路克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

主题延伸

国外政要学者

看中共成功的原因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认为：源于有一批卓越领导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富有远见卓识的中国领导人和乐于奉献的中国人民，是他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让中国实现了如此迅速的发展。原苏联驻中国外交官顾达寿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指出，从他自己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和交往的亲身体验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受到人民广泛拥戴的领导人推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马耶娃等人认为：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马耶娃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的采访时认为，在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没有消灭资本家，而是对资本家和民族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这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政策完全不一样。还有，中国共产党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没有采取暴力，而是和平对待，这是很好的正面经验。阿富汗《曼德加》日报总编辑纳扎里·帕里亚尼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领导人把社会主义理念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使国家取得巨大成就。

埃及外交部副助理部长哈尼·萨利姆等人认为：坚持以人为本

埃及外交部副助理部长哈尼·萨利姆说，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同人民群众联系紧密，能够以宽广灵活而实际的视角看待问题，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坦桑尼亚革命党总书记威尔逊·姆卡马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明确，思想坚定，致力于为人民群众建设美好社会，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孟加拉国驻华大使艾哈麦德相信，中国共产党成功最大的原因是对人民负责任，真正去为老百姓服务。他们能够真正了解中国存在的问题，积极想办法迅速去解决它，并且能让广大人民看到这种急迫的不懈努力。

欧洲左翼党主席洛塔尔·比斯基等人认为：不断学习，与时俱进

欧洲左翼党主席洛塔尔·比斯基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大原因在于善于学习。只要中国共产党继续学习，继续做出正确的发展决策，继续鼓励各行各业的创造性，它就将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发动机。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在于继续保持经济良好发展，继续以人民福利为准则进行体制改革，继续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德国政治学家托马斯·迈尔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在实行改革创新，这些创新因素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政治能力。

越南驻华公使阮荣光等人认为：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

越南驻华公使阮荣光说，中国共产党能够那么好地领导这个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理论上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构建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很不简单。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说，中共敢于突破多年理论模式的束缚，善于从新事实、新情况中概括出新的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很多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中国化。

罗马尼亚资深外交官、著名汉学家扬·布扎图等人认为：得益于不断调整发展模式

罗马尼亚资深外交官、著名汉学家扬·布扎图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的采访时认为，中国领导人善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在确保改革开放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追求速度和数量发展到当今的注重效益和质量，从而确保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马耶娃等人认为：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马耶娃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的采访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善于从失败和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对自己的成败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并得出有益的结论指导新的革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新华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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