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索中取得巨大成就是29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这29年探索,虽自1957年以后遭受重大挫折,但仍取得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我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探索取得的成就,是这段历史的主流和本质。29年的成就可主要从五个方面考察:
1. 政治方面。(1)奠定了基本政治制度。即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延续至今,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2)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包括实现了民族团结、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团结、各党派(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团结,实现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从而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
(3)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2. 经济方面。(1)提出过许多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思想,对当时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提出突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课题,即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风波后,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全照苏联那套公式,应该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一思想本身,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就是一个巨大的开拓和创造。但这条道路是什么,没有现成答案,只能靠实践探索。党的八大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取得的丰富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和1956年9月党的八大精神中。其主旨是,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以苏为鉴,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
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从中国大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以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和特点。
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障政治独立,并为此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我国成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包括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造成的困境,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
提出“四化”宏伟目标。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总任务及两步走战略步骤。即分两步走,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提出打破封锁,争取外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了长达20年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的形势下,我们党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原则,另一方面灵活巧妙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并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努力打破封锁,争取外援,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外国资金和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等。
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毛泽东提出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主要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克服无计划状态和分散主义;改变农村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加强财政、银行监督与检查等。在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时期,又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主要有: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适当扩大企业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等。
(2)取得许多实实在在的巨大成就。1949—1956年,我们在极低的起步基础上,仅用三年就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之后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取得“一五”计划超额完成的巨大成就,为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7—1965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虽有许多失误,但总体看没有放松生产,特别是1961—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经济有较大发展,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成长,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工业布局也扩展到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同时,资源勘探、交通运输、农业基本建设、科技教育事业等,也都有很大发展。正如《决议》对这10年的结论所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966年5月—1976年10月十年“内乱”,国民经济遭受极大损害,但党和人民与“左”倾错误的顽强斗争始终未停止。例如,1972—1973年周恩来总理领导的国民经济调整,使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1975年2月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迅速回升。他们的努力,使“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受到一定限制,国民经济仍有若干进展。但与“左”倾错误的较量是艰难的,所以这期间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又从畸形发展经过调整得以好转,之后再度受挫的过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和人民与错误斗争的顽强与执着,这是中华民族极其可贵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一方面确实有“左”的错误的继续,比如“两个凡是”;另一方面,正如《决议》所说,这两年中,广大干部、群众以极大热情投入各项工作;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其帮派体系,取得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
3. 教科文卫体方面。教育方面,29年中,学校教育的规模、质量都大为提高。新建、扩建各类高校近30所,各类中等学校的规模和质量也提高许多,大大增强了各行各业职工的文化素质,科技和管理队伍也壮大起来。各条战线都培养了大批优秀领导者和骨干人才,为以后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人才基础。科技方面,1964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同年10月,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1965年5月,第二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打破了美、苏核垄断,提高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成功培育了籼型杂交水稻并加以推广,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都获成功,等等。文化方面,这个时期出版了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塑造了许多优秀的典型艺术形象。卫生方面,一些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同时,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成绩。
4. 外交方面。始终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发展了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5. 国防方面。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很大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坚强柱石作用,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总之,在短短29年中,我们取得的成就虽是初步的,却是宝贵的,为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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