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的蜕化和变质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光辉历史，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并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在近一个世纪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但是，在执政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长期不重视执政党自身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在和平建设年代一步步蜕化变质。

　　这种蜕化变质，主要表现在身居高位、拥有很大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首先，党内出现和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养尊处优，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80年代以后，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已察觉到，苏联的一些高层领导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批技术官僚。其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是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打出社会主义江山的，这是共产党人的传统优势。但是，在和平建设年代，理想信念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逐渐淡化。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由于受西方社会思潮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苏共一些领导干部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美国学者、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大卫·科茨在苏联剧变后写作并出版了《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书中指出：1990年前后，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民意测验机构到苏联搞了一些民意测验，了解苏联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在广大群众中测验的结果是：只有5%—20%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但在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中测验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只有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12.3%的人主张搞民主社会主义，高达76.7%的人希望实行资本主义。

　　上述情况说明，到80年代，苏共党内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蜕化变质。这些人后来在苏联剧变和解体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其中一部分人杀出共产党，在社会上组建几十个政党，并且成为这些党的党魁或政要；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企业领导人，在私有化过程中，利用权力，化公为私，成为“暴发户”和“经济巨人”。有鉴于此，近年来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认为苏联剧变是苏共领导层所搞的一场自我政变。这种认识不无道理，至少可作为一家之言，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领袖们的背叛

　　在苏联政治体制中处在权力顶峰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成员的状况如何，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到80年代中期形成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中，虽然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敢于坚持原则、阐述个人意见，但由于戈氏身居总书记的最高地位，逐步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右翼势力集团，他们主导了政治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步步蜕化，有的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的成为自由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已不只是共产主义信念动摇和崩溃的问题，而是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宣扬它是“新宗教”；背叛了共产党，自己下令解散党；背叛了社会主义，诬蔑它是“新乌托邦”。苏联改革的逆转，是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右翼分子一手策划和导演的，从而把苏联引入万丈深渊。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他的反思著作《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指出：这伙人的罪恶目的，就是“给国家、社会——政治制度以沉重的打击，把它彻底摧毁。”他愤怒地说：“近年来与之共事的，竟是一帮背叛变节、使奸耍滑、两面三刀之徒。这帮人昨天还信誓旦旦要忠于我们共同的理想，今天却心怀虐待狂的满足践踏它们，抛弃自己昔日的信念，及时投入不久前的敌人营垒。”在谈到戈氏时，他指出：“此人身上同时还有一种魔鬼般喜欢背叛的特性。”“他不仅背叛我们和全国人民据以追随他、信赖他的理想，他还一次次奸诈狡猾地把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都出卖掉了。”“经过若干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早年’的所有战友都已被他一个个地赶出政界或国务活动的舞台，当他们离去的时候，还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原来，总书记在他整个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免掉。”他在谈到戈氏和叶利钦的历史责任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而叶利钦、盖达尔及其一伙则把国家引到了资本主义，而且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他们把我们大家拖进了半殖民国家才特有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两个领袖——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和后改革领袖叶利钦的主要的背叛。”他的看法和态度是：“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曾任戈尔巴乔夫秘书、后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指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实践证明，从个人在历史重要关头所起的作用来看，戈尔巴乔夫搞垮了苏共，叶利钦搞垮了苏联。在摧毁苏共和苏联方面，身居党和国家权力顶峰的背叛者们起了西方政治家起不到的作用。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色彩很浓，戈尔巴乔夫获得此项大奖是西方对他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中所做贡献的奖赏。

　　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遥相呼应

　　就国外因素来说，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是根深蒂固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敌视苏联，为了消灭社会主义苏联，它们先后和交替使用扼杀、遏制与和平演变战略。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识到，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用“扼杀”手段，从外部强攻是攻不破的，而且很可能愈攻凝聚力愈强，必须变换策略，改为从内部攻，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就是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苏联的改革和困难，加大了“和平演变”的力度，对苏联软硬兼施，压力和诱惑并举。1991年11月，刚卸任一年多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公开演讲，直言不讳地道出“是怎样瓦解苏联的”。她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为了实现瓦解苏联这一目标，西方着重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国民经济，另一方面通过腐蚀和收买党政高官取得最后胜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是被西方相中和做了工作的两个重点人物。她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负责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果然，一个月后苏联就瓦解了。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10年12月8日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威廉·凯西一手策划了解体苏联的方案。其中包括：通过提出反导防御体系，诱使苏联参加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国民经济；扶持东欧各国的反共组织，瓦解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扶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瓦解苏联；为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试图把战火引向苏联境内；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压低油价，以此大幅减少苏联的硬通货收入；在共产党的上层寻找和物色代理人。可以说，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用各种方式从外部“扼杀”和“演变”苏联，苏联是不太可能发生剧变的。

　　就国内因素来说，少数最高层领导人的背叛对苏联社会主义是重重一击。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释放出来，出现了反对派；反对派降生后，又利用民主化和公开性，势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夺权欲望急剧膨胀，最后利用两个事件，加速推翻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1991年的“8.19”事件。这个事件是苏联一部分对现实感到忧虑的政治力量为挽救联盟解体、国家免于灾难而采取的非常行动。但是，“事件”很快失败，右翼势力全面夺权，并借机打击苏共，强令停止苏共活动。另一个是同年12月8日，俄、白、乌签署明斯克协议，宣布成立独联体，实际上宣告了苏联的解体和消失。

　　缺乏社会主义法治的保障

　　苏联有7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制定了社会主义宪法和一系列法律，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但是，为什么当最高领导层推行背叛性的改革，一步步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时，制度和法律不起作用，群众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这里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缺乏法治的保障。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有很深的封建主义历史包袱，又未深入地反对封建主义余毒，长期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人治和法治有很多区别，但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法律和有多少法律条文，而在于权力和法律哪个大。法治意味着法律尤其是宪法在社会生活、国家生活的一切重要领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的权威性，要求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法律，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依法行使。如果苏联是法治国家，宪法和法律就会有效地保障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如若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人民就可以以法律为武器来制止他的行为，甚至弹劾他。苏联虽然制定了宪法和一些法律条文，但是没有形成完整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比任何法律都管用，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宪法等于虚设。这是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重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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