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创造新的胜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不断发展进步中的世界第一大党的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出日益繁盛的局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推进新时代党史研究学术创新，我们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党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采访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金冲及研究员。

　　一、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救亡图存

　　《历史研究》：金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进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的近代化道路被打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救亡图存，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曾作过各种努力，但均告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被视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金冲及：你们说，“为救亡图存，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曾作过各种努力，但均告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被视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很对，没有共产党，也就不会有新中国。

　　远一些的就不说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十年，发生了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和它的前身兴中会，倡导“振兴中华”，谋求实现民主政体，从而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变化。但它有三个根本性弱点。第一，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甚至没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清政府一被推倒，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革命组织迅速走向溃散以至分裂，反对袁世凯军阀统治的“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第二，同盟会主要由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新军、会党等也做了一些工作，这是他们能取得一定程度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它并没有深入中国底层社会，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起来革命。这样，就没有形成强大且坚不可摧的力量。当凶恶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反扑过来时，就没有足够力量来抵抗，因此很快便陷于失败。第三，它在革命中没有形成一个由共同理想和严密纪律形成的核心力量，各行其是，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当时有句流行的话形容这种局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怎么可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呢？

　　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有着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特点”。第一，它有着人类最优秀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又不断深入考察并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既看得很远，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种种险恶情况下能够心明眼亮，不迷失方向，找到解决问题正确方法，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第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这样大的力量，只要万众一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都能做到。这自然不是夸张的大话。最近，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脱贫攻坚、改善生态环境等取得的巨大成绩，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第三，中国共产党由具有共同理想和严守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并且始终重视党的建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很容易各行其是、四分五裂，很多大事是难以办成的，更谈不上长治久安。

　　人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推进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相隔只有10年。中国共产党内年长的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朱德等都曾是同盟会会员，年轻些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也都曾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们都从辛亥革命中受到爱国和民主的教育，后来又看到同盟会的严重缺陷，从而继续向前探索，终于成为坚定不移的共产党人。历史正是这样一棒接一棒地向前跨进的。

　　《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诸多苦难和曲折，多次面临生死关头的考验，却能够不断化危为机，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您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金冲及：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确实面对过多次危机甚至失败的考验。其中，最严重的失败有两次：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两次，中国共产党都处于生死关头，当时有不少人以为共产党再也翻不过身来。事实恰恰相反，如此千难万险的处境，不但没有使革命陷入万劫不复而终结，倒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汲取沉痛的教训，得到严酷的磨炼，从而闯出一条新路，开创一个崭新局面，大踏步地向前进，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令许多人意外的奇迹？根本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力量。1927年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突然袭击，使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被葬送，黑暗的中国掩盖了光明的中国。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根本不可能从沉重的打击中重新站立起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另一条就是切切实实地总结失败的原因，下最大的决心，坚持党的独立性，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深入实行土地革命，使历史的灾难变为历史的巨大进步，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通过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提供了保证。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能够做到这两点的，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能够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我们能够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的基本保证。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一任务是后一任务的必要前提。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一共28年，她的第一个伟大成就，就是实现前一项历史任务，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共72年，就是为实现后一项历史任务而奋斗。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在向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这又是一个28年。可以预见，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将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深化新时代党史研究

　　《历史研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党史研究和教育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金冲及：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将历史研究和教育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他响亮地提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是一句令人难忘的名言。

　　为什么历史教育能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大家也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可以说是人类实践记录的总汇。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正反映了中国人民这100年来实践记录的总汇。

　　回想一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华民族曾长期处于深重的苦难中，多少先进分子进行过这样那样的艰苦思索和奋斗，都没有成功，都无法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处境。历史告诉我们，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才建立起今天这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这样一个独立、富强、正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国家。这是100年前的先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百年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正如之前总结的，她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能够在极端复杂的艰难环境中起到核心作用，坚忍不拔地奋斗。当然，中国共产党在这100年内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沿用，难免会有错误和曲折。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中国共产党总能依靠自身力量，勇敢地站立起来，批评并纠正自己的错误，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党史研究和教育，就是要把这些真实而活生生的历史告诉人们，使广大党员明白并理解，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是我们继续大踏步前进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

　　最近，中共中央作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此时此刻，作为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党史工作者，自然更应该刻苦而深入地学习党史、力求更高质量地研究党史，以多种方式宣传，以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

　　《历史研究》：感谢您90高龄还为去年创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提供新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提出新论。您的许多成果在学术界、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建党百年之际，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您对深化党史研究有哪些思考？

　　金冲及：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党史研究空前繁荣，有许多优秀的著作和论文，这是过去没有的。如何深化党史研究，需要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在这里我着重讲其中一点。

　　就我近年的研究体会而言，觉得增强问题意识，对深化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过去，我常把问题意识看作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应该将问题意识视为学术研究的动力。因为有问题，才需要去研究。研究过程也可以说是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问题解决了，研究也就有了成果。

　　问题有大有小，提出的问题越重大，研究成果的价值就越高；提出的问题小，研究成果的价值就会受到一定限制。如果头脑里没有问题，只是把既有资料条理化一下，那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或许有用，但只能说是做了资料整理工作，还不能说做了多少研究工作。例如，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大家都看到，但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牛顿看到就发现了问题：为什么苹果不是横着飞出去，也不会往上升，而总是往下掉？他抓住这个问题一直研究下去，发现了地心引力，又发现万有引力，以后在力学方面发现了一系列重大原理。他是大科学家，能够提出常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将科学向前推进一大步。

　　我的老师周谷城教授讲过，如果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我自知资质平平，提不出什么大问题来。但如果想写研究文章，总得要在头脑里有一个或几个中等问题，努力去寻求答案。例如，20年前我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三次“左”倾错误提出了一些问题。三次“左”倾在教科书里讲得够多了，几乎已是常识。我提出的问题是：第一，通常说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为什么中国革命当一次“左”倾错误刚得到纠正时，会接着发生又一次“左”倾，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二，为什么这些错误发生时，能为党内不少很有水平的领导者所接受和支持？第三，这三次“左”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特点？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就得尽可能地掌握较多可靠的原始资料，努力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原则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且从总体上连贯起来进行考察和比较。我就此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在日本京都大学的《东方学报》上。当然，这篇文章说得不一定对。如果有学者作了重要补充，或写文章将它驳倒，使我头脑中的问题得到更好解决，并将党史中这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这是好事。将原来还不是很清楚的问题弄清楚了，这本来就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目的所在。

　　《历史研究》：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不断推出新成果，其中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您认为应如何把握好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金冲及：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忽视个人（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毛泽东来说，邓小平在与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中讲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因此，研究党史不能不对毛泽东和他重要战友的曲折经历，以及他们的智慧和顽强毅力，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否则便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和她的历史，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人民战胜反动势力，建立新中国。我结合编写《周恩来传》等工作经历，简单谈谈对于党史上重要人物研究的一些体会。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我有幸能有20多年集中力量投入编写毛泽东和他的几位重要战友传记的工作。我领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主编《周恩来传》。周恩来同志是我极尊敬而且感到十分亲切的领导人。他是在怎样的环境和经历中成长起来的？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多常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他面对无数极为困难的问题是如何思考和处理的？他怎样待人接物？他是不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如此等等，这项工作对我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写党史人物传记和在党史中讲到这些人物的经历和贡献，两者自然密不可分，但又有所区别。写人物传记，主体是写人，是要写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一生中的经历和发展。我在《周恩来传》上卷日译本序言中写道，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写出周恩来为什么能成为“周恩来”。这就不能把他和其他战友一起，写成“千人一面”。

　　通过阅读大量文稿、讲话记录和有关档案，倾听了许多曾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共事的老人对他们经历的叙述和分析，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日益具体、生动、活跃，我对他们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加深了对人物传记写作的认识。撰写党史重要人物的传记，我认为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传主和背景的关系、思想和行动的关系、正确和失误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性格和事件的关系、叙述和议论的关系。

　　我也意识到，我的认识仍有不少局限，对各地区党的活动情况、对重要历史事件的某些细节等，都没有其他党史工作者了解得多，只能通过多学习不断弥补。同时，我既往的研究和工作体会又告诉我，研究党史人物，不能将眼光局限于人物，还要跳出具体的历史人物，打通历史的前后联系，融合运用不同史学领域的理论方法。

　　一则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延续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过：“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拿中国近代历史来说，越多了解些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历史，越便于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原因和历史意义，从而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其后的发展轨迹。如果对中国的昨天不了解，或只有一点粗枝大叶的了解，那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也不容易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只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对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予以清晰定位。

　　二则史学研究的方法是相通的，不管对古代还是近代、对中国还是外国，在研究方法上总有许多共通之处。历史是一个由多种合力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一切分析判断都必须在尽可能掌握可靠事实材料的基础上来进行，知识面要尽量宽一些，并且力求可靠，文字表达需要尽可能准确、鲜明。我做过近代史研究、文物考古编辑和党史研究工作，这些基本训练在进行党史重要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

　　三、寄语《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至今已67年，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刊的支持与厚爱。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基础上组建了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新时代如何让这份刊物办得更好，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导。

　　金冲及：我同《历史研究》有着很不寻常的关系。《历史研究》是1954年2月创刊的，我在史学方面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刊载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而最近一次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是在2015年，前后跨度正好是60年。这样的作者，大概已不多了。

　　我很钦佩《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勇气。1955年，我只有24岁，在复旦大学讲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只有两年。当时这门课的内容只是讲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本来，根本轮不上我这样的年轻人来开课。但教育部在上一年规定，综合大学都要开这门课，而当时老教授很少有专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于是，这个担子就由比我高三年级的老同学胡绳武和我担了起来。这门课在好几年内没有现成的教材，学生看的主要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但范老的书只出了上册，只讲到义和团运动。所以，我和胡绳武便将重点放在当时研究还比较薄弱的辛亥革命上。我发表的《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是同胡绳同志这样的大师商榷。那时和今天不大相同，史学方面的大型专业刊物只有《历史研究》。在它以前还有过《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集刊》，只发表所内同仁的作品，出了两三期就不出了。此外，史学专业刊物还有天津的《历史教学》和河南的《新史学通讯》，篇幅不长，都不足100页。所以，《历史研究》竟会发表我这样年轻人的文章，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这对鼓舞我的研究热情，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史学界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极少，学者往来同样很少。复旦大学不算闭塞，但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史学学术讨论会，还是196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许多以后的老朋友，大多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面。但因为《历史研究》发表了那篇文章，和史学界朋友的多种形式的交往便多了起来。可见《历史研究》这样的刊物，对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

　　以后，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学术论文不算很少。作为老作者和老读者，同《历史研究》一直保持着很亲近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的活跃是以前不敢想象的，史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记得10多年前我同《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位负责同志说：“你们对史学界走向和青年学者成长所起的作用，要比领导机关的文件和前辈学者的叮嘱要大得多。”这是大实话。因为无论评职称还是其他的学术评价，都要看你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多少文章，并且要考虑这些刊物的声望和影响，这就促使青年学者们关注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是什么文章，是怎样写的。这种不声不响、潜移默化的作用，自然要比许多别的因素更大。

　　现在，《历史研究》创刊已经近70年了。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深信，《历史研究》和其他史学刊物一定能对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历史研究》：您对百年党史中重大问题的见解，使我们很受启发；您对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思考，令我们受益匪浅；您对刊物的寄语，使我们深受鼓舞。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