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当代中国研究所送来一套沉甸甸的书，打开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几个庄重醒目的大字赫然在目。顿时，一种历史的庄严感、厚重感涌上心头。我想，这大概便是人们常说的文献魅力吧。

　　第一，体现了国史文献求真存真的史实魅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60年的发展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可以说，国史文献的丰富性、多样性，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但这也提出了去伪存真的问题。什么是真，什么是伪？何者为真，何者为伪？这是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在朱佳木所长的主持下，艰苦奋斗，历经多年，终于推出了《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这部篇幅达到七卷、字数将近800万字的书，虽然只是《国史编年》的开头，但已足以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国史工作者从爱国护国、爱党护党的正确立场出发，凭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尽全力展现出来的国史文献求真存真的史实魅力。

　　《国史编年》展示了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一步一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全过程。“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人民从国情出发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一正确的发展道路，不是一蹴而就，一日之功，更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准备过程、探索过程、逐步过渡的过程。《国史编年》的前七卷，将这一过程通过国史文献细致地叙述出来，充分揭示了这一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本清源，有说服力地澄清了这段国史上的误传、误读、误判。

　　第二，体现了国史文献唯实求实的思想魅力。

　　就保存的形式而言，档案文献都是一件件地孤立地存在的。而就产生过程及其内容而言，档案文献又都是相互关联的。通过历史学者的研究，并且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加以编排，档案文献便有了活力，展示出内在的思想魅力。例如，在《国史编年》1949年卷开头，有一个正文长达484页的序编，用大量的近代文献来展示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之后到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前的这段历史。这些生动的文献资料，集中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又如，我们经常提到的新中国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是如何酝酿提出并逐步建立起来的呢？《国史编年》也给予了详细的描述。从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到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制定的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在制定国家基本制度的时候，是何等的睿智，是何等的精心，是何等的民主，是何等的负责。通过《国史编年》的展示，还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头几年，不但是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展开的基础上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而且是国家基本制度、基本法律和基本体制从初创到初具规模的重要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编年》向我们展示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这些年，是共和国发展史上的奠基之年。这个奠基，不仅是指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而且包括奠定国家的基本制度、基本法律和基本体制。

　　另外，《国史编年》还对以老一代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做了比较系统的反映，其中有大量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等起草的指示和电报，以及他们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等会议上的讲话。那个时候，奠基立业，百废待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却能亲自起草各种文电、讲话提纲，读了令人鼓舞，令人向往。

　　第三，体现了国史文献严谨缜密的体裁魅力。

　　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巨著，《国史编年》的完成，需要有一种见识，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挑选出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资料；又需要有一种本领，能够把精心挑选出的成千上万件文献资料按照一种体系缜密地编排起来；还需要有一种才能，能够团结和调度诸多学者按照同一体例和思路协同工作，经年累月，集腋成裘。

　　这部《国史编年》是如何从体裁上展示国史文献严谨缜密的魅力的呢？首先是体现在全书贯通的严格体例上。在每卷卷首，都有全书的《凡例》和《本卷编辑说明》，对编纂者运用的体例作了规范性的说明。这些体例，从表面文字到实际内容，都很精当得体，体现了主持编纂者的史学功力和经年思考，不仅完全适用于这部书，而且可以为今后编纂同类著作作重要的参考。其次体现在全书贯通的体裁结构上。先说正文。每一条目都有纲文，以纲系日、系月、系年。绝大多数纲文之下还有目文，以目释纲。从国史文献的角度来说，纲文实际上相当于文献的标题或主题词，目文则是该文献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背景。这种编排，既有新意，又便于阅读。在一些条目里，还有历史图片。有些重要条目，还附有文献的全文。这些都增强了书中内容的历史感和资料性。

　　值得一提的还有每卷书的附录。这些附录，每卷书各不相同，都依实际情形而定。通观这七卷，历年的中央政府和各部负责人名录、各大区和省政府负责人名录、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等，都是有价值的资料。我的理解，这些附录相当于古代纪传体二十四史中的“表”类，不妨再详尽一些，亦无不可。

　　总之，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的出版，应当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国史研究这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应运而生的新兴学科，正在从初创和初具规模走向兴盛与成熟。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正文皆简称为《国史编年》）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继上世纪90年代初接手组织编纂大型丛书《当代中国》之后启动的又一项国史编纂的基础性工程。该书采用纲目体，分年设卷，逐日记述新中国历史上方方面面的大事，至今已出版1949年卷至1955年卷。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也为了向理论界、学术界、出版界推介这部具有编年史性质的国史资料图书，当代中国研究所于2009年8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该书的出版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从该书编纂的宗旨、体例和史料筛选以及编纂者的学术素养、学风等方面，对该书给予了较高评价，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建议。现将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议组副组长梁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瞿林东、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田居俭等同志的发言摘要刊登如下，以飨读者。(理论部主办　责任编辑：危兆盖　户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