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国史编年》1949年至1955年卷，深得教益，谨谈三点感想，并提三条建议。

　　第一点感想，这是一部资料翔实的信史。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尊重历史，热爱历史，古往今来，学史、治史、修史、用史，已经成为世代相沿的一个好传统。《国史编年》既继承发扬了历代修史的好传统，又有前人所不可企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凭藉翔实可信的弘富史料的占有和一支德才学识兼备的高素质编纂队伍的辛勤劳动，从而就确保了这部史书的真实可信。《国史编年》卷首的《凡例》说得很明白：“《国史编年》条目采自原始的或权威的资料，凡对某一事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说法的，必经认真考证，采用相对准确的说法。”这条至关重要的编纂原则贯彻七卷《国史编年》的始终，就使这部史书从本质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孕育、诞生和成长，所经历的艰苦奋斗乃至流血牺牲。《国史编年》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昭示了一条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唯其如此，所以我们说《国史编年》是一部资料翔实的信史。

　　第二点感想，《国史编年》在编纂体例上实现了可喜的创新。中国古代史书，不惟源远流长，从未间断，而且体裁完备，各有千秋。就拿《国史编年》所采用的编年体史书来说，《春秋》、《左传》、《竹书纪年》、《汉纪》、《后汉纪》诸书，皆是导其先路的名著。北宋中，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问世，使这一体裁的史书臻于极度成熟。迄于南宋中，又从中派生出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等多种体裁的史书。《国史编年》以编年体史籍为矩矱，复取纲目体、纪事本末体史书之所长，既继承发扬我国古代史家重视史表的优良传统，又与时俱进，融域外史籍编纂之所长为我所有，合纲文、目文、文献、注释、史表、图片、附录、索引为一体，年经事纬，纲举目张，实现了编年体史书编纂体裁的成功创新。

　　第三点感想，《国史编年》中洋溢着感人至深的高度责任意识。我大致算了一下，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七卷《国史编年》，篇幅已经接近800万字，称得上是一部大书。虽然因为时间太紧，不可能逐字逐句地认真阅读，但是通过最近一个月的浏览，我还是深深地受到了吸引和震撼。是什么东西的吸引和震撼？不是别的，那就是洋溢其间的敬业精神,是参加《国史编年》编纂、审订、校阅、印制、出版的全体同志精益求精的高度责任意识。一部卷帙如此浩繁的大书，除了个别注释未尽统一，一二行文尚可斟酌之外，我仅在其中的两卷读到两个明显的错别字。这样一个卓越的业绩是何等令人肃然起敬啊！如果我们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同志，都能像《国史编年》这个优秀集体那样，对国家和人民的学术事业、出版事业、文化建设事业高度负责、一丝不苟，那么世间上还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去做好呢？

　　下面再提几条建议：第一，应当为《国史编年》正名。当代中国研究所很谦虚，把他们付出多年辛勤劳动编纂的《国史编年》称作“资料书”。其实，实事求是地说，《国史编年》并不是资料书，而是历史学著作，是一部宗旨鲜明、资料翔实、编纂有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因此，名从其实，还是以不称作“资料书”为好。第二，《国史编年》卷首《凡例》不宜更改。《凡例》是一书的编纂原则，是规矩，是法度，提纲挈领，至关重要。《凡例》所列各条，既是著者的工作准绳，也是读者了解本书的依据，一经确定，不宜改动。《国史编年》1949至1951年卷，卷首《凡例》第三条，是本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编纂原则。1952年卷以后,此条不复保留,而是经过删节后并入第九条。如此更改是否妥当，请斟酌。第三，某些技术性细节，尚可进一步雕琢。譬如历史人物生平注释，是否包含字号，所任职务用全称还是简称，各卷当以统一为宜。又如漫画归入图片一类载入国史，是否适宜，亦可斟酌。再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和回收新、旧版人民币”一类行文，宜力求准确，免生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