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编年》于2003年启动，至今已有七年，共有七卷先后问世。七年间，我不仅参与了其中两卷的编撰，还作为编委会秘书，直接参与了各种编写规则的起草，编写了30多期工作简报。以下是我对《国史编年》工作的认识和学习体会。

　　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工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于19世纪2、3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显学，几十年来，成果丰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既是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史学研究可靠的方法和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历史如同一个人的人生一样，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不能脱离时代和环境。历史研究是不可以通过假设来下结论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总是冀望通过解构已经存在的历史，再假设一个无法实践的历史命题，来裁决历史，评判现实，只能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荒谬逻辑之中。

　　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给我们还原了非常鲜活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画面。近代中国一方面是在经济上逐步走向崩溃，政治上逐步走向殖民化，即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陷入前所未有的深重苦难之中；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不屈的抗争和对民族前途的孜孜探求。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近代中国不同阶级的有志之士尝试实践过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路径，其中很多不可谓不壮烈，不可谓不是对中华民族怀有深切的爱，却屡屡失败，中国人民的苦难仍然没有尽头。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阶级和政党，才能胜任、完成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历史使命。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团结和依靠人口最广大的农民，造福于灾难最为深重的农民，唤醒了“除了自己眼下的生存之外，无法关心其他事”的农民，带领他们去改天换地、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共产党人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了不同阶级、党派以及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与共产党一道建设新中国。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共产党人与各党派民主人士平等协商，共商建国大业。是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是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民族独立和复兴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人民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告诉我们的真实历史。

　　二、史学工作者肩负着资政育人护国的责任

　　中国的史学一向发达，历代治国者均把修史视为统国大事，史撰者的责任意识也是世所难匹，都把撰史、述史视为神圣的职责。史学工作者并不是历史过程的简单记录者，他们的重大责任，是要让后人知晓“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盛衰之故(者)”。因此，史家的笔重千斤。在《国史编年》编纂过程中，此点体会犹为深刻。

　　近些年，历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热点。新中国的历史在最近一二十年间以各种形式被不断地书写和讲述，人们对这段历史时有新的认识和评价，这有赖于相关史料和文献的不断被发掘和披露，有赖于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和理论视野的不断开拓。其中，也常常有截然对立的思想、观点的交锋，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试图到历史中去寻求现实依据。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是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真实的历史，向后人讲述真实的共和国史，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富国强民的丰功伟绩，总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既要批驳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的观点，也要澄清不明真相误读历史的模糊认识，旗帜鲜明地捍卫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恩格斯在描述18世纪的英国时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国史编年》是资料书，自1949年起，一年一卷，每卷100万字，与同类工具书相比，可谓卷轶浩繁、内容广博，但是与波澜壮阔的共和国史相比，又如九牛一毛。如何选取史料，全面真实地反映共和国各个领域的变革，不仅考验编者的史才，也考量着编者的史识、史德。

　　一般认为，资料书不同于史学著作，后者对历史事件可以有鲜明的个人的价值判断，而资料书必须客观、真实、公正。其实，资料书中虽然不会出现评价性的字句，但是，古往今来的史料书都是或隐或显地表达、体现了编纂者的倾向和意图，《国史编年》也不例外。

　　首先，本书主线明晰，重点突出，重视选取重大历史事件。《国史编年》不是一般的资料汇编、大事记，并非只是整理编排一下现成的史料，而是以一年一卷的形式记录着共和国的年轮，每一个年轮的主轴就是一年当中的重大事件。全书围绕着一年当中的重大事件，遵循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编纂。这些大事，不仅有事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反映局部的重大事件、各行各业的大事也均有所反映。比如，1949年卷9-12月，围绕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内容比同类书籍大大扩充，有35万字之多。

　　其次，本书注意选取那些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史料，给该书的读者、使用者提供一部信实、可靠、内容丰富的工具书。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即马克思所说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有起主导作用的力量，有起次要作用的力量；有直接的必然的因素，也有间接的偶然的因素；有经济、政治的因素，也有文化、社会心理的因素。忽视或遗漏了任何一个力量或因素，都可能影响对重大事件的正确判断。故此，本书在编纂之初，就特别提出“全”的要求，这个“全”主要是针对同类书中关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内容的缺失而提出的。本书发掘、增写了大量科技、教育、卫生、民族、宗教、社会、人口、气象、生态、资源、疆域、区划等方面的内容，对社会层面、自然、风物等方面的内容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对这些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忠实记录下来，一改同类书籍“文山会海”的面貌，让读者随处可及共和国生动、鲜活、具体的形象。

　　三、编写资料书也应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史学研究工作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又要努力进行学术创新。《国史编年》继承了中国传统史书和同类史书的编纂方法，在编纂过程中，既遵守已有的资料书的学术规范，又在实践中创建新的规范，使该书既稳健扎实，又别有新意。《国史编年》在正式启动编纂前对编写体例进行了反复的研讨，我们没有沿用一般同类书现成的编纂模式，而是在编委会主任朱佳木的提议下，博采表、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传统史书的特点，在本书中采用具有创新意义的纲、目体，并附有文献、注释、图片、附录的编纂方法，融资料性、学术性、权威性、可读性于一体。纲文是用一句话，简明、准确地使读者一目了然条目的核心内容；目文则间采纪事本末体之长，记言叙事详而不滥，略而不遗，条分缕析，不枝不蔓，客观、具体、详实地记叙纲文的内容，既为《国史编年》的写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又从学理角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该书的严谨和规范。在1949年卷中，对共和国史前阶段的28年，则运用年表体，简要地交代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执政的艰辛而辉煌的历史，创造性地把年表体与本书的体例结合在一起。

　　本书的注释当是同类书中绝无仅有的，除了人名注和地名注，学术注颇见撰稿者搜集、评判、校勘史料的功力。编纂资料书不仅要广泛搜罗史料，更要对史料明辨真伪，作出评判和校勘，去伪存真，特别是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有关的史料中，不仅有记录真实、准确反映事件的内容，也有混淆视听的传闻和道听途说。因此，对芜杂的史料进行甄别、评判和校勘就显得特别重要。这类注虽然并不多，却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了本书并非一般的资料汇编，而是编中有研、研中有编，编研结合，以编促研，以研保编，通过深化研究来保障编纂质量。

　　《国史编年》工作启动后，一直处在探索中，对本书所采用的纲目体，以及编写规则不断进行研讨、修正和调整。李格同志、陈东林同志、刘国新同志曾经分别撰文对纲目体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证。对具体的编写规则，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和调整，如关于目文的撰写内容和方法，一开始在《编写细则》中规定不能是原始资料的照抄或节录，而应根据繁简的要求进行改写。通过实践，发现由于撰稿人不同的视角，在改写过程中常常产生歧义，甚至与原文内容有出入。于是，在编辑组修改稿件时，这一规定改为“一般不应全文照录，但也不能全部改写，而应当择其重要片段组织成文，避免由于改写而产生歧义或改变原意。”并对编写细则中的这一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在《编写细则》中，仅目文的撰写细则就从最初只有一句话，撰写中间增加了三、五项规定，到2007年时，《编写细则》的修改稿中关于目文的撰写细则已增加到14条。

　　（作者：当代中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