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所编纂的大型多卷本编年体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简称《国史编年》），已出版七卷。

　　体裁创新，是该书第一个特点。历代修史，注重体裁，原是为更好地理清历史发展脉络，叙述历史事件始末。古代史家开创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和典制等史书体裁，互补长短，迄今仍被修史者所参考和借鉴。但旧史体裁终会流于公式而僵化。修史在体裁上不必拘泥于传统的固有公式。近、现代许多史学家的著作之所以具有广泛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破旧的史学体裁，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国史编年》以“纲目体”为主，为编年史之一种，兼取传统史书体裁中“编年”与“记事”两者之长，以《纲》按月、日排列，历史发展脉络清晰；以《目》记述大事始末，使人了解其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该书还增加《注释》。注分两种：一是对重要人物依次注明姓名、字号、生卒年、性别（限女）、民族（限少数民族）、籍贯、现任职务。重要地名注以今名。二是学术注。凡史料记载中两说并存，一时无法辨清者，均作说明，存以备考。对于某些流行说法存有歧异或不采成说者，更在注中加以分析考证。重要“目文”之后皆附《文献》作为参考。有些“目文”还配以珍贵历史照片。全书《纲》、《目》、《注》、《图》俱全，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划分国史与党史两者的分野，《国史编年》作了有益的探索。全书没有沿袭以往众多同类书中只见领袖人物活动和充斥“文山会海”的陈规。不仅载有国家领导人的国务活动和所作各项重要批示和批语、中共中央历次重要会议、各领域内政治运动等内容，还比较突出地记载了国家外交、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区域沿革、少数民族和民族区域自治、国民经济、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战线、宗教、社会生活、自然灾害及其防治等诸多国史的重点内容。书中除记载大陆发生的大事外，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情况也有所反映。全书国史脉络清晰，特点分明，与党史书籍确有明显区别。

　　在逐月、逐日记载大事时，并未沿用同类书一律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或简单地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活动先后排列的惯例，而是根据国史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将国际所发生的对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列为首位，将国史放在当代世界的大范围内加以考察。

　　以1949—1951年为例。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恢复经济，百废待举之际，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引发了抗美援朝运动；国内随即为稳定后方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次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等需要，发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运动中发现在不少干部中存在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继而发动“三反”运动；其间揭发出不法资本家的“五毒”等行为，紧接着又发动了“五反”运动。不仅如此，抗美援朝战争还引发了中苏、中美、中日关系、台湾海峡乃至整个远东国家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国际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而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又影响到远东乃至世界两大阵营的政治格局。《国史编年》突出记载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国际事件，以此作为国内大事的政治背景，揭示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粗略统计，《国史编年》所据资料主要分几大类：1、中央档案馆所藏从未公布过的档案（从1951年卷起直到以后各卷）；2、公开出版的档案和文献；3、国家领导人和重要人物的文集、文稿；4、报刊杂志；5、各种专题史料集；6、中外名人的回忆、日记、书信和传记；7、地方史志；8、政府公报；9、各种大事记、实录和年鉴；10、当代工具书。其所收史料种类之多，数目之广，皆超过已出版的同类书。

　　在资料的选择和运用上，除以官方档案和文献为主外，还重视利用当事者的私人著述以及台湾和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和材料。这一点值得称道。历代官书，往往出于各种原因对某些重要史实进行掩盖或歪曲。《清实录》屡遭统治者删改，内容多有失实，一直受人诟病。对于官方史料采取了审慎态度，如对报刊资料的利用注意分析取舍。凡当时发表的领导人文章和讲话；公布的法令、法规、通知；某次重大会议召开的时间、主要议程和决议等，皆为实录，作为第一手资料直接引用。但对于报刊上那些属于宣传鼓动性质的社论、报导等，必须引用时一律注明“某某某社论”、“据某某某报导”或“据某某某电”，反映了编纂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国史编年》作为一部严肃的大型国史资料书，并不满足于简单地摘录和编排材料，而是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国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必要的考证和研究，在注释中予以说明。这也是该书的一大特点。仅举两例。

　　流行说法认为，在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国家最高权力。编纂者经查对后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片面摘取和曲解了《共同纲领》的原意。《共同纲领》的原意是，在全国人大召开前，由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在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即将国家最高权力移交给后者。因此，该书对此采取了比较准确的说法，即在1954年以前，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及其选举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再如，许多论著将建国之初的“各界代表会”（亦称“各界代表会议”）与“各界人民代表会”（亦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混为一谈。该书则指出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在城市刚解放初期，由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临时人民政府指定或邀请组成，性质是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后者由地方各人民团体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具有一定的权力机关性质。城市各界代表会可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俟条件具备，即可转为各界人民代表会。北京市于1949年8月召开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后，便于11月直接转成第二届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行使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国史编年》不仅澄清了国史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概念问题，在史实上也纠正了不少流行的歧见和错误结论。以往都笼统地认为，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成立盛大典礼时，毛泽东率领全体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该书经考证后指出，56名政府委员当天并不全在北京：彭德怀、叶剑英、林彪、邓子恢在前线；徐向前、饶漱石、康生、林枫、习仲勋分别在青岛、上海、济南、沈阳、西安；龙云与李章达在香港。

　　《国史编年》还十分注重吸收学术界新发现的史料。如在为1949年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作注时，关于他的原籍，官方文献和工具书中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新疆温宿，另一说是新疆阿克苏。该书根据包尔汉最新出版的回忆录，注明他的原籍应为：生于俄国喀山，年长后定居乌鲁木奇，恢复中国籍。从而纠正了在包尔汉籍贯问题上长期的误传。

　　全书对有关的传统说法和权威结论，重视而不盲从，能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国史上被忽略、隐藏或歪曲的问题，纠谬辨误。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正史性质的大型资料书，编年记事只作客观叙述，既没有脱离史实作无意义的评论，也没有带有主观感情的渲染。文字平实无华，力求精炼。该书迄今虽只出版了七卷，却为以后编纂各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国史学科开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作者：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