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在历史转折时期领导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凸显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营造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文化环境；推动文化的对外开放，领导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迎来了新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科学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新中国成立后被确立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但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其科学性没有得到坚持，甚至被歪曲。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但要实现根本性的转变，首先要打破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局面，把人们从各种教条中解放出来，这是文化发展的前提。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虽然尚未复出，但是仍以高度的责任感给中央写信，提出要准确的、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 

　　7月21日，刚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2］8月3日，他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商议为他起草在中共十一大的讲话稿，提出要讲唯物主义认识论，“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2］（p.170） 

　　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号召：“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p.119）在他的推动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无组织、小范围的争论变成全国性的、有组织、大范围的讨论，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深入人心。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也作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载入史册。这场大讨论不仅澄清了对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的歪曲和误解，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树立了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以清除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又防止矫枉过正。当时，极少数人利用党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的错误思潮。对此，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pp.148～149）在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他帮助人们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指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1］（p.172） 

　　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的贡献，同时又正视探索中的失误，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区分开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清历史是非，认识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避免陷于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3］。《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4］这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也成为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做斗争的武器。 

　　邓小平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解决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解决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在发展中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二、调整文化政策，确立“二为”方向 

　　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全面整顿时贯彻毛泽东关于“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的精神，对极“左”文化政策进行了局部纠正。如他提出对文艺作品不能求全责备，否则就会阻碍文艺发展；提倡文艺作品题材多样化，不能把“三突出”[2]（“三突出”是当时文艺创作中塑造人物的模式，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理论绝对化，并积极推动电影《创业》的重新上映和《海霞》的公开上映。这是在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的初步尝试。 

　　1977年，邓小平总结和反思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领导文化政策调整，重建文化秩序。他强调实施“双百”方针。8月初，他在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讨论当中可能会出来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1］（p.57）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郑重提出：“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1］（p.183），意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文化繁荣。 

　　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祝词中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回答，阐明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原则和立场。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并集中阐释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邓小平说：“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1］（pp.210～212） 

　　邓小平肯定了毛泽东以人民为本的文化观，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阐释，从本质上揭示了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文艺工作者要从人民生活中吸收营养，创作文学作品，把最好的精神产品奉献给人民；在创作题材上，“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只要能够使人们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1］（pp.210～211）这些论述丰富了文化的内涵。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邓小平认为关键在于党对文艺的领导方式。“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因此，“衙门作风必须抛弃”，“行政命令必须废止”，要营造保证文艺工作者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良好氛围。他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p.213）尊重文艺和文艺家的主体作用，改善文艺发展的环境，对繁荣新时期的文艺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二为”方向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同时还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1］（pp.255，256）根据邓小平的意见，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社论认为，这个新的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起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邓小平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领导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把过去提出的正确的方针加以恢复，把错误的加以改正，并根据时代的变化，适时实现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重大调整，为文艺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以开放的视野接纳新的文化现象和鼓励新的文化探索，但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他反复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5］这种领导不是具体的、直接的领导，而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把握和引导。具体而言，即帮助广大文化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引导文化工作者加强同时代、同人民的联系，促使他们与党的事业同心同德。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支持对电影《苦恋》进行批判，但强调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在思想界、理论界发生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时，他指示“需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6］他告诫大家，对思想领域的倾向斗争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1］（p.379）不能把“双百”方针理解为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违反了这个原则，那就超越了言论自由的限度。他强调社会效益第一，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5］（p.145） 

　　三、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早是叶剑英在197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7］一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p.208）此后，邓小平明确指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突出了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这是对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协调发展，“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5］（p.144）并一再强调必须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8］“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p.367）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根本任务是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5］（p.110）。其中，邓小平尤其强调有理想。他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5］（p.111）他所说的理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共产主义，二是爱国主义。他明确指出，“我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6］（pp.1060～1061）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培育有理想、有信念的社会主义新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根本问题在于教育人。邓小平主张要从青少年抓起。“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1］（p.105）“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5］（p.156）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要通过教育去解决，一定要注意引导，只能说服，不能压服，这是一贯必须坚持的原则。 

　　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进行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不能简单、片面、武断。邓小平认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5］（p.40）由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继承优良传统而又体现时代要求，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初步形成。 

　　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是知识分子。1975年，在领导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对“四人帮”给科技人员扣的“白专”帽子表示了不同意见：“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1］（p.32）并着手纠正错误。粉碎“四人帮”后，他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他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因为“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1］（pp.40，41，96）他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领导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矛头直指“四人帮”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3]，认为“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2］（p.178）9月19日，他同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2］（p.203）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全面阐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的观点，确立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恢复了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界定。 

　　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才队伍，1975年，邓小平提出要挑选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1977年8月，他领导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从1977年秋天到1978年夏天，全国共有1160万人参加了高考。这项基础性变革不仅扭转了人才队伍日益萎缩的局面，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邓小平强调：“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要有制度”，［9］“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1］（p.213）他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改善和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使他们减少后顾之忧，并表示愿意当“后勤部长”。他强调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5］（p.18）邓小平主张学术界、教育界应该破格选拔优秀人才，在年轻化方面带头，并建议每年提拔、重用几十个年轻的科技、教育方面的专家，只有“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5］（p.179），才能保证文化发展的活力。 

　　邓小平始终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5］（p.276），这不仅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的人才基础，而且为新时期国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持。 

　　五、以开放的视野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站在时代新的起点，面向世界，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一大特色。他指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1］（p.212）他认为对待文化遗产，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1］（p.335）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剖析，对其内涵进行改造，引申出有利于实践的新意，即古为今用。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民族、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长处。中国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p.373）“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5］（p.6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成为可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2］（p.210），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这是邓小平确立的文化发展路径。 

　　1977～1978年，邓小平先后会见了丁肇中、杨振宁、陈省身、吴健雄、袁家骝、邓昌黎、李政道等海外著名科学家，一方面诚挚地邀请他们回国访问、讲学、考察，另一方面希望他们为中国培养人才提供帮助和便利。在邓小平的号召下，海外华裔科学家建立了一批留学特别项目，为中国培养了一些重要领域的人才。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视察清华大学时指出：“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2］（p.331）教育部随即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将原定的派遣200名科技生的计划改为在1978年选拔5000～6000名留学生，且至少派出留学生3000名。［10］7月10日，邓小平会见由美国卡特总统的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率领的科技代表团，希望美方增加中国留学生的名额。10月，美国同意中国在1978～1979学年派出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即进修人员），并同意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间进行直接联系。［10］（pp.412～414） 

　　1979年邓小平访美，他和美国总统卡特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文化协定》，开启了中美两国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门。据统计，1978年和1979年中国共派遣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在内的2230人出国学习。［11］1979～1987年，美国向中国公派留学人员和自费留学人员发放的签证数分别为39698个和22309个，共计62007个。［12］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些新的思潮和新的研究方法相继被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的交流，开阔了学术视野，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成果。从此，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与科技合作向着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方向纵深发展，并开始真正从世界视野审视和发展中国文化。 

　　对待西方文化，邓小平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他指出：“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5］（p.44）要反对迷信西方文化，警惕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泛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科学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他不但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完成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的任务，恢复了正确的文化方针政策，坚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时俱进，把握时代主题，提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重视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强调文化创造主体的作用，用世界视野审视中华文化，推动文化的对外开放，从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3］《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8、953页。 

　　［7］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9］《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10］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513页。 

　　［11］〔美〕陆丹尼：《20世纪80年代中国留学政策的演变》，李喜所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页。 

　　［12］Leo Orleans，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Policies，Issues，and Numbers，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8，p.88． 

　　［作者简介］欧阳雪梅，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