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的角度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看，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近百年的中外关系史看，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与百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是可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看，中国经过艰难探索，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带领世界人民走向一个全新的境界，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重要概念，这是他着眼于国际、国内的两大变化提炼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从历史学的角度认识这一论断，首先要明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百年”，是一个概略数，并不是确指。如果从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算起，是一百年；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是一百年；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算起，是一百年；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是一百年；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是一百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也是一百年。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算法。但不管怎么算，从20世纪初开始的、最近的一百年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局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局之一。其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大变局”，指的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指世界局势正在变化之中，换句话说，正在向积极方面变化着。　

　　一、从中国近百年史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可以分成前50年、后70年。1901年9月，11个国家与中国签订《辛丑条约》时，当时的中国到了历史上最悲惨的时候。本息近10亿两白银赔款，北京以及北京至秦皇岛12处地方有外国驻军，华北地区停止科举考试5年，禁止中国人反帝结社，对华武器禁运等。一位美国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说，中国的国家地位和国际地位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这个条约触发了后来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虽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但推翻了封建朝廷，而这个封建朝廷是“洋人的朝廷”。辛亥革命就推翻皇帝来说是成功的，就建设民主制度来说是失败的。所以后来有袁世凯称帝，有日本的“二十一条”。与此有连带关系的是，中国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虽是战胜国，却被当作战败国来对待。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的反帝情绪开始高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更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愤怒，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了全国范围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从《辛丑条约》签订到1920年，按照我的研究，是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了近代中国的“上升”时期。此后，中国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用奋斗和牺牲、用反帝反封建启发人民的觉悟；用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共产主义思想激发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人对国家的未来已经很失望了；由于八国联军侵华带来的对国家的打击，人民普遍产生了恐洋、崇洋、迷洋的思想。日本在侵华后占领了那么多国土，成立了那么多伪政权。当时的中国出现了那么多的汉奸，国民党的领导人如汪精卫、几十个将军投敌，有上百万军人成为伪军。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与甲午战争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后产生的恐洋思想有关。　

　　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把人民的觉悟提高，把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建设美好生活的愿望激发出来。基本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即第一步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①。用革命调动人民的反帝积极性，用“保家卫国”这个最贴近人民生活的口号，激发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斗志和决心。为了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甚至放弃了十年内战期间形成的土地改革、建设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方略，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团结了全国各阶层人民，赢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赢得抗战胜利，首先是赢得了人心。这个人心，不仅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根据地、解放区，也包括了大后方；不仅包括了基层民众，也包括了各民主党派以及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

　　赢得人心不是一步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做争取人心的工作，如果没有赢得人心，就不好解释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不到4年时间，就以根据地为基础成长起来的不到100万军队、不到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把拥有全国政权、有400万军队、有美国支援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打垮了。如果没有赢得人心，为什么八路军一号召参军，立刻就有老百姓披上大红花走上战场？而国民党拉的壮丁上了战场就倒戈。淮海战场上，国民党有飞机、坦克、大炮，依旧打败仗，投降的国民党兵第二天就调转枪口打国民党；山东的几十万老百姓推着小车上战场，充当解放军的后勤部队。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号召建设新中国，几乎所有民主党派立刻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拥护。这些都是赢得人心的具体表现。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共产党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动员了全国人民，下大力气清理人们头脑中的恐美、崇美、迷美思想。正是因为赢得了民心，中国才以80万吨钢的穷国，打败了8700万吨钢的美国及其强权，使得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了起来。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彻底甩掉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包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新中国以完全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一步。此后的中国，明显加快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怎么克服困难、走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历史斑斑可考。中国共产党用共产主义理想，用社会主义前景，激发起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有了这种向往，才能克服无数困难，把历史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八大决议”、50年代的“大跃进”“超英赶美”，等等，无一不是在激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民愿意勒紧裤带，为“两弹一星”上天贡献力量，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保家卫国”思想的放大。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上建立了，国家政权稳定了，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虽然还不富裕，但平均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提高了，预期人均寿命比解放前大大增加了。这是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二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40多年，是我们国家各项事业大踏步前进的40多年。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了国家各项事业建设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付诸实施。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万亿元，超过意大利；2005年达到了18万亿元，超过了法国；2006年达到了22万亿元，超过了英国；2007年达到了27万亿元，超过了德国；2010年达到了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此过程中，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中国人民在站起来之后开始富起来。这是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三步。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九大确定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为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进行了系统的制度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生产总值还比不上今天一天的产值，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90万亿元，2019年达到了99．09万亿元，2020年突破了百万亿大关，达到了101．6万亿元。根据国际著名经济组织估计，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没有悬念的。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到那时，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将大体上?达到或超过历史上汉唐时期或清朝康雍乾时期的状况。这对于14亿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五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种变化，表明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新进展，中国变得富起来、强起来。　　

　　二、从近百年中外关系史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几个大国的关系纠结而复杂。20世纪以来，中国与日本、苏联、美国的关系起承转合，变化极大，堪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20世纪中国与上述三国关系的历史，从中国的角度说，大体上有五点教训可以提出来讨论。　　

　　1．中国要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平等一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未能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平等一员。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基本上拘束于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中，国家地位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况下，无法与列强讨论平等地位问题。20世纪后半叶中的前20年，中国虽然摆脱了不平等条约体系，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却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封锁，背靠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处在一种紧张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就国际关系的总体面貌来说，当时的中国还不是国际关系中的平等一员。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在外交上改善了与美国、日本、苏联的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资格，同时逐渐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各国广交朋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到2001年，中国经过与“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十多年的艰苦谈判，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的代表资格，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中平等的一员。这是经过了一百年的奋斗才达到的，这个结果值得珍惜。　　

　　2．中国应该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建立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许多先例。但是到了近代，情况变得复杂了。中国被纳入西方列强所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以后，被迫与西方国家建立密切联系。但是，中国不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总是处在被动的、无权的、屈辱的地位。中国人在排除了帝国主义的控制，享有了国家的独立主权以后，是愿意与世界各国做生意和往来的。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就作过这种宣告②。但是美国半月形包围圈的封锁，阻止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逼得中国只能背靠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交朋友、做生意、谈文化。历史事实证明，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要发展自己，不与世界各国交往，尤其是不与各大国交往，坐井观天，是不行的。不能吸收各国的经济文化经验，不能利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就不能发展自己。改革开放40年多来，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朋友，与各大国处理好关系，借鉴各国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使中国得到了更好发展。当然，面对全球化，中国要准备享受其利益，也要准备承受其恶果，包括应对各种冲突所应付出的代价。在这个世界上，挑战与机遇，风险与冲突，随时都是存在的。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克服风险，善处冲突，这是当政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3.中国处理与诸大国的关系，应以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准绳，尤其要关注自己的核心利益。概括起来，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是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统一事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总的思路。振兴中华，就是要发展自己，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为此，需要制定一系列与此相关的国家战略。实现国家战略离不开国内、国外两种因素。因此，考虑国际贸易、资源问题、文化交流等所有方面和问题，要服从国家发展战略，要照顾国家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等。国家统一事业，台湾问题是国家的核心利益，要慎重处理。　　

　　4.不与大国结盟，不谋求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利益。20世纪，国家之间结盟屡见不鲜，有针对第三方的，有保护结盟国自己的，有抱团取暖的，等等。结盟是20世纪国际间争战不已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手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结盟国家之间枪口相向，也是常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中立条约》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基本上没有与各大国结盟的资格。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同盟友好条约》，有以国际关系处理国内政治关系的倾向，但对中国没有明显好处。新的《中苏同盟互助友好条约》是“一边倒”政策的产物，这个条约并没有保证两国之间永远同盟，也没有阻止苏联提出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设想。与大国结盟，暗含有谋求特殊国际利益的用意；大国结盟，往往有针对第三方的含义，这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的。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与俄罗斯是邻居，与日本也是邻居，与美国则是隔洋相望，远交近攻，近交远攻，都是不合适的。与日本结盟抗衡美国，与美国结盟抗衡日本，或者与俄国结盟抗衡第三国，实行有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所说的“战略集中原则”，今天均没有这样的国际条件和现实需要。这样做终究是会吃亏的。既然不谋求特殊的国际利益，中国就没有必要与某个大国结盟。中国需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准则，处理好与各大国的关系，协调好与各大国的关系，尽量平衡各种国际关系，尽量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从事某种国际认可的活动，而不是谋求结盟关系。　　

　　5.世界革命的目标，不应该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所追求的目标。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前最需要做的是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是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为武装的党。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基本观点，共产党人并不隐讳这种观点。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用共产主义世界观代替对当前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过去苏联共产党主张推进世界革命，事实上欲速则不达，难以实现目标。这与今日美国要在世界上推进美国式民主（颜色革命）是一种思维模式。世界革命和美式民主（颜色革命），其实都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走自己的路，不为这种冷战思维所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好的命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比较有好感的命题，比笼统提共产主义世界观更能吸引世界多数国家和团体的注意力。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也是一个虚拟的目标，但只要各国和国际社会团体对这个目标有好感，愿意认同这个目标，就是一个避免战争和冲突的好的目标。　　

　　综上可知，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与百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说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名副其实的。　　

　　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先进人士长期仰慕的对象，是中国人的指路明灯。1949年前，中国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目标。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政府给予新中国重要帮助，中国人民在一个时期里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个口号，是中国人奋斗的动力之一。　　

　　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以后，许多中国人对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行重新定位。1989年—1991年苏联东欧国家发生了苏东事件，存在了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制度坍塌，给中国人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思想冲击。那个时候，西方势力也想借机冲垮中国。在危急关头，邓小平同志站出来向世界公开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不变，“翻两番”的战略方向不变，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在一定意义上，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个坚持”的对立是苏联垮台的基本原因。这一点，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此后，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改革开放的航船扬帆直前，在这个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一种经济，它经过20多年的运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两项制度决定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内容就确定下来了。这个内容就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完全区别开来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一定程度的要求，但它把资本主义制度几百年来形成的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拒绝了，而且基本上不与资本主义市场发生经济关系。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上党的领导虚化，党与人民隔离，苏联的垮台是必然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是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当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速度和质量一定要超过资本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生命力，社会主义就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克服了苏联僵化社会主义的毛病，正在向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方向迈进。究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还是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好，历史正在检验中，敏感的西方学者已经看出其中端倪。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当中国人均生产总值达到或超过中等国家人均水平，当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从数量和质量上明显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时候，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欧美更多人所接受，当西方人士更多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长，那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向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能会被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纳。到那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就牢固了。因此，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历史来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带领世界人民走向一个全新的境界。

　　回首往事，李鸿章当年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他的心情是惊慌、恐惧和无奈的。他说他做的工作是“拆东墙，补西墙”，他只是一个“裱糊匠”，他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他对未来是迷茫的。今天，当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国人的心情是沉着、奋斗和期待的。我们期待人类美好未来的实现，期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期待每个中国人有更多的获得感，每个人都能享受发展带来的好处。我们的前途是充满阳光的。

　　从国际格局与发展趋势看，表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指标有两个：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加快，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美国的一强地位开始缓慢下降，下降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这两个指标当然只是外在的东西，通过寻找内在的根据，我们会发现，它们背后隐藏着两个深层次的原因：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具有生命力；另一个是兴旺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黄金时期，开始出现走下坡路的趋势，看起来这一趋势不可挽回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发展得出的结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我们应当举手欢迎这个大变局的到来。世界还将会面临许多困难，但克服这些困难的因素已经存在，这个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5页。

　　来源：《山东行政学院学报》，本文原题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的结论》，转自“新时代新思想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