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斌雄（1964- ），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主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2）。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建设任务和使命，明确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健全自身组织这两大重要课题，并在此后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深化对这两大问题的认识。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梳理、总结、提炼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刻认识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的必然性，对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巩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百年来党的自身建设经验，遵循以下路径和方法。一是依据党中央的判断和决定，把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央文件中总结和确认的经验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讲话和文件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强调与重申，表明中国共产党自身对这些经验的高度认可和一以贯之，可作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经验研究的直接来源。二是依据百年来的历史事实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够沉淀为党的建设基本经验的原则必定经受住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检验，对党的前途命运产生过重大影响。遵守这些原则，就会对党的建设产生正面积极的效果，反之，就会对党的发展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这些原则是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叠加和总结。三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本文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总结出百年来党的建设的七条基本经验，并按照这些经验“何以形成、何以可能、何以坚守”的逻辑思路进行逐一分析论证。
一、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不动摇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无产阶级政党争取自身领导地位的逻辑前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无产阶级之后，由于尖锐的阶级利益冲突，必然出现阶级斗争，而随着斗争的发展，无产阶级必然要建立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由这个政党领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应该谋求在正式的民主派旁边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中心”和“核心”就强调了这一政党组织之于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列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看作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意即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
作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认为党应成立产业工会，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大革命失败后，党深刻认识到夺取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自此，党吸取教训，在实践中不断为夺取领导权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刻总结道：“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原因。1981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表明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自身领导地位的决心。2016年，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总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党的领导地位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表明这一认识已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通过以上领导人讲话和宪法规定可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为全党认同的百年基本经验之一，也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这三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上，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都经由实践得到了检验，党的领导之于无产阶级生存发展、之于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关键性作用成为共识。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是中国无产阶级生存、斗争的政治要求，是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历史必然，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领导地位的获得是中国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现实需要。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集中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目标是为本阶级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与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并发展起来。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受压迫最重、革命性最坚决，斗争次数频繁、影响大，且政治斗争逐渐增多。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为支援反帝反军阀的爱国斗争，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的工人加入罢工队伍。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它的发展壮大迫切需要代表本阶级的政党的领导。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呼唤一个新的阶级、新的政党的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其落后性无法适应历史发展潮流、无法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软弱性无法承担革命领导者的重任；农民阶级虽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但因其阶级局限性也提不出正确的纲领，无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历史的重任必然落在以先进阶级为基础、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身上。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还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缔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推动者、引领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者，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一致性。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若要长期延续，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若要达成，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1980年，邓小平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历史也证明，凡是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巩固的时期，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就得到极大的发展，凡是党的领导受到损害和破坏的时期，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就停滞不前。
第二，确保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党自身建设的根本目的和方向指引，党自身建设是确保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根本保障。
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必然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实施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密切联系群众来实现。革命时期，党要带领人民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要在全国范围内执政，领导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面临的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功能向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党必须时刻注意自身的建设，时刻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使党的组织能够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使党的干部队伍提高自身素质，能够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1939年，毛泽东指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巩固党的事业、坚持党的领导的保障。1980年，邓小平针对过去的教训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首先在于改善党的组织状况，即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这是巩固党的领导的强有力的保障。进入21世纪，党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更加严峻，党的领导任务更加艰巨，党中央相继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就是从战略高度考虑，认为要巩固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始终保持自身的先锋队性质。
综上所述，坚持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不动摇，是百年来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也是我们得出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没有这条经验作为指引和基础，党的建设就把握不好目标和方向，就不能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历史启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渡党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应在新的时代条件和执政基础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艺术，增强党的领导本领，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政党的行为总是受到一定的思想观点及理论的指导和支配，不同之处在于其指导思想是否科学，代表了哪一个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以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具备了与生俱来的先进性。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故步自封的教条，其科学性就在于其全部认识都基于真实的客观实践，具有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阐明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成立的，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运用水平也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不断提高。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表明党的领导人已经通过革命实践认识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经验在全党获得了高度认同，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实现了历史性飞跃。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党智慧，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表明党不但在思想领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更在实践领域不断身体力行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致力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一经验的形成，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生存、斗争和壮大自身的思想武器和工具。
马克思主义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境十分艰难，马克思主义就是党最有力的武器。其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精神武器，为党带领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工具。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否则就会沦落到剥削阶级的队伍中去，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党保持自身先进性的有力武器。1929年，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要求：“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这就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统一党的思想，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其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纲领、路线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党章等早期党的文件都直接根据列宁建党原则制定，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学习，使党明确了其奋斗目标、革命对象、革命动力、依靠阶级等重大问题，使党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这是党在斗争中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发展着的，并且必须是发展着的、结合中国实际的。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促进党的发展壮大。如“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就是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广大动力存在于广阔的农村，把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有力地保存了党的力量，促进了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相反，民主革命时期党内三次“左”倾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领域的“左”的急于求成思想和在全党整风时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等，都根源于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正确结合，导致党的生存、发展受到了损害。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党的事业延续的科学指南。
政党的生存发展和事业延续除了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外，更有赖于政党自身的团结统一，有赖于政党内部对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性认同。只有在思想意识的层面达到了理性认同，才能进而达到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从而增强党的统一，提高党的行动力和战斗力。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是有原则的统一，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统一。不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并不是要生搬硬套现成的原则和概念，而应有结合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能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思想基础，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延续党的事业。1942—1945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清算了党内的错误路线，使党的思想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正是力图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冲击下夯实党的共同思想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2018年，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社会思潮日益多元化的局面，思想建设的地位仍然凸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此外，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党的事业延续的科学指南。“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在当下国际国内环境日益复杂、各种风险挑战日益凸显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学懂悟透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问题导向，使马克思主义落实到研究和解决国家发展和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这样才能使党的事业获得长久的发展。
三、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促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通过不断提高政治觉悟而坚持正确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目标，以及严明政治纪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党肩负的政治使命。党的政治建设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等的制定、检验、修改和完善；二是把上述纲领、路线等通过命令、教育或监督等方式传达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中去，使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从而实现党的目标。可见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路线在党的全部建设活动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其他建设都必须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来进行，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展开，才能保证党的政治目标的实现，进而保证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和事业延续与其政治路线紧密相关，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党的政治路线关乎党的存亡，关乎党的事业的延续，是党的生命线。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党成立18年来的经验，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问题提高到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在残酷剥削下求生存的唯一有效的手段，统一战线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策略。党正确处理这两个问题时，就能前进和壮大；党不能正确处理这两个问题时，其生存发展就严重受损。1939年前党经历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就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对党的生存发展关系重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基于新的历史任务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路线都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的国情，促进了党的自身建设发展，保证了党的事业的延续。
第二，党的政治建设水平决定了党在特定历史时期能否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否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政治路线。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不仅关乎党的自身，更关乎全中国人民，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这意味着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朝着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行进。如果党的政治建设水平有限，党就不能理论联系实际地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就会导致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导致党的事业受到损害。如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在不同层面上损害了党的组织，不利于党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偏离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历史的教训表明，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有赖于党的政治建设水平，有赖于对党的执政规律、政治活动规律的把握，有赖于对党的政治目标实现方式的准确把握。另一方面，仅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还不够，还要在党内加强政治建设，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才能把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下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当今多元思潮冲击下，更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党的政治路线教育，并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手段加以巩固，才能实现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统一。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把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到根本性建设的地位，表明党对政治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2020年，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这就要求在干部队伍培育、选拔、管理和使用全过程中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旗帜鲜明讲政治。
新时代继续坚持党的政治建设，一是要监督、教育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二是要通过思想教育、政治纪律的加强、民主集中制的保障、制度的约束巩固党的政治建设成果，使党的事业继往开来，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得到巩固和发展。
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纪律，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统一的严格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提出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展现出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截然不同的崭新面貌。根据各个历史时期党情和国情的变化，党在政治生活中实施民主集中制并不断深化和拓展，把民主集中制原则由党内扩展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根据实际情况不同又有所侧重。坚持民主集中制和严明的纪律，既是党一以贯之的原则，又是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并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继续前进的重要经验。
第一，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与中国以往任何政党截然不同的严密巩固的结构与军队式的严明作风，这使得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脱颖而出，几经磨难而不散，形成党自身赖以生存发展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个政党有什么样的组织原则与纪律直接决定了这个政党的战斗力强弱。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严格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自己的组织。一是强调权力集中和严守纪律：“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二是强调党员的党性和政治性相统一：“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三是强调群众性：“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四是坚持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贯彻实施。党的权力集中、党的严明的纪律、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党的民主集中制把党的中央与地方、组织与个人、部分与整体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正因如此，党在成立之初就能以极少的人数多次领导数十万人的工人运动，表现出强劲的战斗力。正是党的组织的坚强有力保证了党遭遇挫折时不致涣散倒塌，仍能保持党的核心力量；也正是党的纪律的严明、党的高度团结统一保证了党历经数次战争而不败，使党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下顽强生存并不断发展。
第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全国范围执政后继续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力的重要保障，是党的事业能够在新时期新阶段新时代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重要内因。
1955年党中央对“高饶事件”的严肃处理教育了全党干部，强调了党的政治纪律，维护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使党的团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党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提供了坚实保障。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不遵从民主集中制、不遵守党的纪律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一再强调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指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1980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具体化、制度化了。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度，这是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重大进展。2016年，《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出台，再次重申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并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这项制度”。再加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使得党内政治生活焕然一新。党的十九大后又提出和实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考，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全国一盘棋的通盘指挥能力得到了出色的发挥，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严明纪律建设成效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因此，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全面贯彻实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后疫情时代”的大变动之中愈发显示出自身的优势和力量。
五、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党要始终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先进性的本质体现，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面临的是最深重、最残酷的剥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同广大的农民阶级、劳动群众结成稳固的革命联盟，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历史使命决定了党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一宗旨同时决定了党领导群众工作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即指出，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些规定确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调。此后，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始终坚持群众路线。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把“密切联系群众”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刘少奇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新中国成立后，群众路线继续完善和发展。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强调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必须在实践中总结运用和丰富发展。
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政党必须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得到本阶级的拥护，同时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建立牢固的革命联盟，才能巩固和发展自身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1919年五四运动拉开了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序幕，自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彰显。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显示出工人运动对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工人运动、为工人群众争取权利，进一步得到工人阶级的认同和拥护，巩固了自身的阶级基础。同时，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胜利，就必须同广大农民阶级建立巩固的革命联盟，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通过开展群众运动，保证了党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给，巩固了根据地政权。群众的响应并不单单靠党的动员和宣传，还要靠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更要靠为群众谋利益的政策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34年，毛泽东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正是因为党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群众的要求、满足群众的需要，群众才拥护党的领导、响应党的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另一方面，党的组织的扩大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执行紧密相关。党的三大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党的四大规定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将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党的支部建设上来；党的五大提出要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积极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做政治工作等。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通过实施这一系列举措，党的组织稳步发展，有序扩张。到1948年，党员人数已发展到300万人，体现了党依靠群众取得的组织建设成就。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
正确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满足人民需求、为人民服务，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积极性的根本方法，也是正确发挥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保证党的健康发展、保证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方法。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意愿和需求。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党遵循经济规律有步骤地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取得大幅增长，表明这一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得到正确执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脱离群众的意愿和利益的倾向，降低了群众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有损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总结经验教训，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都以保障人民利益为宗旨，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也提升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和形象。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这既是对以往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基本经验的总结，又是在实践中对党的优良作风的继续发扬，将推动党的建设走向一个新的高度，也启示我们，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党的建设才能使党获得长远发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原则必须一以贯之。
六、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由之路。重视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重要原则和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首先“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开宗明义地指出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加入党的队伍的必要条件。列宁也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同样强调了思想理论的重要性。强调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天然基因和先天优势。纪律、章程、制度具有相关性，它们都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和规范，具有强制约束性，其中党的纪律保障规章制度的执行。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起就强调纪律。马克思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注重建立党的规章制度并强调各项制度的坚决执行。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上制定了第一个章程，作出了对同盟的各项规定。可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二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建党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历史地位、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反复检验中坚持和发展了这两条管党治党的基本路径，并形成了自己的经验。1942年，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因此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这就在《古田会议决议》提出思想建党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性地论述了思想建党的方式。1980年，邓小平分析以往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我们过去的错误最重要的是出在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2014年，习近平针对当下党内轻视思想政治工作、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指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由此可见，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实践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认识不断加深，形成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一基本经验，对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助益深远。
第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净化、自我规范的手段，是保持党的组织长期生存、健康发展的基本路径，将两者紧密结合，更能发挥出党的建设成效。
政党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思想建设为解决党内由思想意识层面产生的问题提供了途径。民主革命时期，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长期在党内占比很大，表现出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流寇主义等倾向。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系统指出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分析了其来源，给出了纠正的方法，在红四军党内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制度建设和制度治党是从规范行为的角度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进行硬约束，同样对党的系统稳定、生存发展意义重大。1927年，三湾改编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制度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928年，在白色恐怖下的恶劣环境中，党建立起秘密工作制度，使党的组织艰难恢复和发展。1948年，面对随着党的组织扩大而来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现象，党中央接连发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以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建立起请示报告制度，有效统一了党的意志和纪律，为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做了重要准备。可见，思想建设和制度治党一直以来就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虽然此时党尚未将二者并列起来强调，但在实践中已将二者结合起来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新的执政基础上自我提升、自我约束、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是保障党的事业延续的有力手段。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党所处的环境地位发生了变化，但党丝毫没有放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而是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警示下开展工作。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得不够，尤其是思想建设方面习惯性采取革命时期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大批大斗，易出现过火现象。党内制度则因体制机制不健全、执行不力而无法起到约束作用，也无法使党内的思想建设常态化、规范化，导致党的事业受到损害。改革开放以来，党总结教训，认识到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党的建设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1990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颁布，对党内法规、党的制度的制定程序、主体、目标、适用范围等分别作出了规定，推动党的制度建设走上程序化阶段。2012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发布，2019年8月30日进行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党内法规制定的程序与规范，保障党在加强领导、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诸多方面都有规可循。与此同时，思想建党的方式仍是党的优良传统，需要继续坚持。要在寻求制度创新的同时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用思想建设引领制度建设，用制度建设巩固思想建设的成果，使二者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实现从严治党管党的目标，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七、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的勇气管党治党建设党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它涵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覆盖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以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的劲头力求把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2015年，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之一，可见全面从严治党之重要性，它是对党百年来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自身建设的经验、态度、精神、主旨的高度凝练和深刻总结。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生存发展的内在条件，是党夺取斗争胜利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保持其先锋队性质，就必须建立起最严密的组织、最严格的纪律、最严整的作风。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强调党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入党手续从严、审查干部从严、作风建设从严、纪律监督从严、请示报告从严。正是对党组织严格的管理和约束，才能保证党在严酷的环境下保存自己的力量、在嘈杂的氛围之中保持自己的初心，几经磨难而不散，领导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是党的事业延续的动力来源。
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党具有永不褪色的自我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本性天然包含着辩证否定的批判精神和革命意蕴，不仅否定外部事物不合理的方面，也否定自身不合理的因素。这就赋予了无产阶级政党永远自我检省、自我反观、自我革命的哲学基础和党性原则。无产阶级政党的哲学基础是革命的，其阶级基础和奋斗目标更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要求打破一切枷锁，消灭一切阶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保持自身的组织性、纪律性、团结性，切实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把党凝成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队伍，领导人民赢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本性和共产主义的纲领目标先在地赋予了党自我革命的精神品质，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自我革命精神的外化和具现，是党在自身建设领域掀起的一场长期不断的革命。
另一方面，伟大社会革命的接续前进和党的事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党必须坚持自我革命的现实要求。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要社会还存在着矛盾，革命就永不止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夺得了全国范围的政权后，并没有放弃革命。随着新的社会矛盾的发生，党继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带领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深刻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直到今天，革命仍未停止。新时代进行伟大社会革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其“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的艰巨性意味着要求的提高。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党必须坚持自我革命，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只有把党建设得坚强有力，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才能接续奋进。与此同时，党组织发展到今天，自身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四个不纯”等一系列挑战。此外，现代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增加党内思想统一的难度；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仍然存在；党内思想问题、利益矛盾错综复杂，协调难度加大；党内法规制度也存在执行不力等弱点。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更加表明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全面从严治党势在必行。
由此观之，建党、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永恒的课题。党的建设、管理成效决定了党能否生存、发展，决定了党的事业能否砥砺前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否续写新的篇章。这100年来，党在革命斗争、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形成的加强自身领导、坚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纪律、坚持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七条宝贵经验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基本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展开和运用，有助于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从现实中汇聚勇气，面向未来新的伟大斗争少走弯路，奋勇前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5]李君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6]陈登才、梁言顺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观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7]李斌雄：《扎紧制度的笼子：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的重大发展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2017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