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革命由危转安的关键一步，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和壮举。陈云在长征中虽然仅仅走了一半路程，但他对长征却有着不同寻常的贡献。我们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和缅怀陈云对长征做出的贡献，对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有意义，对深入研究和宣传长征的历史也很有意义。

　　一、以中央常委身份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

　　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长征出发时，下辖作战部队5个军团。其中第一、三军团打先锋，第八、九军团在两翼掩护，第五军团殿后。由于中央与第一、三军团同时行动，所以中央只对第五、八、九三个军团派了中央代表。其中第八、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分别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和凯丰，唯独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陈云。

　　陈云于1925年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在斗争中机智勇敢，显示出很强的领导才能，所以被先后任命为青浦县委书记、松浦特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农委书记，并在1930年和1931年召开的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被先后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委员，在顾顺章叛变后又被任命为中央特科负责人；在临时中央成立后，先后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并和苏区中央局合并后，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曾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陈云，在这次会上当选为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据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2000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会上还成立了中央书记处（也被称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中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共七人，由博古负总责。[1] 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在回答党史研究部门的问题时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2]这些史料和回忆表明，无论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或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否那么正式，党中央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陈云处于这个领导核心，则是没有疑义的。

　　大革命失败后，陈云虽然在家乡青浦组织过农民暴动，但规模较小，且很快就失败了。以后，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未曾带过兵打过仗。中央之所以安排他担任五军团中央代表，一方面反映出五军团任务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对五军团中央代表人选的格外看重。正如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在向陈云交代任务时所说：“五军团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为了全军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中央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要极断处理紧急问题。”[3]据史书记载，陈云在担任五军团中央代表期间，所做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件。

　　第一，领受任务后，即去五军团所辖第13师师部，出席营以上干部会，“报告当时的形势并传达上级下达的任务，就行军中几项中心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干部做好工作，完成中央给予的重任。”会后，亲率各团首长去位于于都河的渡口考察徒涉场。[4]

　　第二，在五军团行至湘赣粤边境地区时，召集第13师各团政委、总支书记开会，研究如何加强干部政治工作，克服一部分江西籍战士因不愿离乡而开小差的问题；随后又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并召开军团的师政治工作干部会，分析原因，提出弥补措施，使得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5]

　　第三，在五军团完成掩护大部队过湘江的任务后，看到仍有部分部队滞留对岸与敌激战，急书便信交时任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过江，送给第13师师长陈伯钧。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6]后来他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情况，讲到这段经历时曾说：为了“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7]

　　第四，湘江战役后，与时任五军团政委的李卓然连名致电中央，反映八军团严重减员后的混乱情况，使中央及时了解情况并作出将八军团余部编入五军团的命令。随后，协助完成了这两支部队的整编工作。[8]

　　1935年12月，中央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将中央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陈云、刘伯承从五军团调回中央，分任军委纵队的政委和司令员；红军进驻遵义城后，他们又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的政委和司令。

　　二、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并为党留下了关于遵义会议主要内容的珍贵文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人们早已熟知的史实，但具体指什么，过去一直不很清楚。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现陈云在遵义会议后撰写的会议传达提纲，这才揭开了谜底。根据这份传达提纲记载，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即“（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笔者注），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即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份传达提纲还记载，会后常委内部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可见，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主要就是指毛泽东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并在会后取得了军事上的指挥权。（“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形成后，中央又进一步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笔者注）

　　1995年，陈云逝世后由新华社发表的《陈云同志生平简介》中说，他“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9]在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100周年、110周年的座谈会和大会上，这件事也一再被提起。陈云那时并不处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坚决反对错误军事指挥的核心圈子，他的态度受到如此重视，与他当时在中央所处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关系。

　　遵义会议之前的黎平会议决定，中央进入遵义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反五次“围剿”和长征后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但进入遵义后，中央领导对于会议的性质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实质在于，这次会议要不要吸收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领导参加。“毛泽东、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0]由于参加长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或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陈云四人，所以他们四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陈云回忆，进入遵义不久，周恩来曾约张闻天和他谈过一次话，当面征求他们俩人对会议性质的意见。张闻天明确说应当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应当改变领导；陈云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的意见。于是周恩来说：“那好，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1]正是这次谈话，最终使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得以参加遵义会议，从而形成反对错误军事指挥的优势力量。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虽然参加了会议，但有表决权的只有政治局成员。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除四位常委外，还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从陈云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可以看出，“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这说明，陈云和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都表示了对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支持，投了会议决定的赞成票。“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在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12]

　　陈云之所以赞成将遵义会议开成一个能够改变领导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与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思想转变有着直接关系。他在1940年写的“自传”中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指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笔者注）的争论内容；团溪（地名，是红军进遵义前经过的一个地方——笔者注）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当时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13]1977年，他在接受遵义会议纪念馆人员采访时又说：“长征路上，毛主席给王稼祥、张闻天做工作，先把王稼祥说服了，再说服张闻天。是张闻天把这件事告诉我的。”[14]可见，他在“自传”中说的张闻天在团溪同他的谈话，内容就是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做说服工作时讲的那些意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陈云是遵义会议前被毛泽东间接说服的人。

　　据《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记载，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发出后，政治局“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然而，事后“决议”被保存下来，成为人们研究遵义会议的重要史料，而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对“决议”的传达，却始终未见文字记载，直到1982年陈云证实中央档案馆的一份关于遵义会议情况的档案，就是他会后为传达会议精神所写的提纲。

　　1982年年初，中央档案馆送给陈云一份馆藏档案，请他帮助辨认。这份档案是用钢笔在笔记本撕下来的纸上写成的，内容介绍了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收获和中央人事变动的情况。像这样具体、详细记录遵义会议的历史文件，过去还从未发现过，解决了人们许多长期搞不清楚的问题，因而显得十分珍贵。但遗憾的是，它只有第二部分，而且没有标明作者和形成时间。在送陈云辨认前，与遵义会议有关的几位老同志，如聂荣臻、杨尚昆、邓小平、伍修权、邓颖超等已看过，都说记不得，也不知是谁写的。陈云看后，很快认出这是他的笔迹，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并说这份东西很可能是他过了泸定桥，受命离开长征队伍时留下的，“后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15]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存在疑问，就是这份档案是中央办公厅1956年从苏联接收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时一起接收过来的，因此有人怀疑这是陈云当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写的。陈云知道这个疑问后明确表示，他在莫斯科没有写过这个东西。为了证实自己的记忆，他特意让有关部门再了解一下，遵义城在长征年代能否买到笔记本和墨水。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表示事情清楚了，这个东西就是他在遵义会议后写的。[16]那么，这个东西又是怎样跑到苏联去的呢？原来，我们党在延安时代为防备胡宗南进攻，曾把一些重要档案送到苏联保管，建国后又接了回来。这个情况和陈云关于他当年离开长征队伍时，曾把随身携带的文件留下，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的回忆是完全吻合的。后来有关部门从苏联查到了陈云当年向共产国际所作“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的俄文记录，发现内容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确有很大不同，从而更加印证了陈云的回忆。[17]

　　1985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将这份“传达提纲”收入了《遵义会议文献》一书。胡乔木根据档案内容，对它的形成时间作了进一步考证，认为它应当形成于从威信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到狗坝（今苟坝）中央负责人会议之前，即从1935年2月中下旬到3月上旬。对于这一考证，陈云批示同意，同时表示“具体时间记不清了”。[18]至此，这份关于遵义会议内容最为全面、具体、详细、权威的历史档案，终于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历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出色完成组织红军抢渡金沙江的任务

　　遵义会议后，陈云兼任过一段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和红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职务，但正如他1940年“自传”中所说，他那一阵子的工作，“一般的还是奔跑于几个兵团。”[19] 20世纪90年代，张闻天夫人刘英在《我所知道的陈云》一文中也说：“毛主席等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认为陈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挥，部队也信服他。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20]

　　1935年4月底，中央决定红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为此成立了临时渡河指挥部，任命刘伯承和陈云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随毛泽东、周恩来先行过江，在北岸指挥，陈则留在南岸，负责部队过江的具体组织工作。金沙江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只能摆渡。当时搜集到的大小船只总共仅有6条，其中大者一次可渡30人，小者一次只能渡11人，且每小时只能往返三四次。要用这六只船将红军3万多人马、辎重在几天内运过金沙江，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在陈云领导的渡河指挥部有条不紊的组织下，红军仅用9天9夜便顺利渡过了金沙江，再次拉大了与尾追敌军的距离，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陈云事后假托被俘国民党军医身份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详细描写了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情景。其中写道：

　　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而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沙土，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上，因此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次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赤军之渡过金沙江而仅凭此六只破烂之船，国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实赤军确仅仅靠这六只破船以渡江。当然赤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之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班者亦极少。但另一原因，则因赤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试想，如无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稍有损失，即将延长渡河时间矣。故赤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我曾见赤军总司令部及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次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赤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军所可及。即如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赤军之组织能力，除表示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地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长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诚可信也。并闻渡河以后，共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之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及几斤鸦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赤军有好感而随赤军入川者。

　　赤军之人枪由船渡金沙江，而同时亦将全军马匹渡过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许载马匹，但渡河时赤军想出方法，命马夫弃马鞍，拉住马口索坐于船尾，使马立河边上，船离岸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于船尾游泳过江。故赤军自豪，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诚趣事也。[21]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红军抢渡金沙江的组织工作所以做得好，主要缘于以下几点：第一，招募船工，且每人每天给工资五个银元，开六顿饭，顿顿杀猪吃肉，而渡河指挥部人员每天三顿饭的菜蔬只有青豆，结果，最初的十八个船工，后来不减反增。第二，预作准备，渡河指挥部在部队行军沿途张贴告示，使之提前了解渡河的有关要求。第三，严明纪律，所有部队到达江边即停止前进，根据船只大小确定上船人数，然后再排成单行，听号音向前，一个一个人上船；每只船还指定一人为船上司令，乘员无论职务高低皆要听命于他，不得违抗。正因为组织工作严密细致，所以渡河进行得井然有序，十分顺利。后来的事实表明，红军尽管有较为充裕的时间，但全部渡江后仅过两天，追兵也赶到了。可见，如果组织工作稍有闪失，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四、最早撰写并公开发表了宣传中国红军长征事迹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我们党成立初期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根据国际规章，凡加入者均为其一个支部，受其领导，守其决议，内部重大人事变动需报其批准。然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携带的大功率电台，在湘江战役中已被打坏，从此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遵义会议及会后的许多重大组织人事变动情况均未能报告国际。另外，临时中央撤到中央苏区时成立的上海中央局，以及在上海的共青团、工会、特科组织，后来均遭受严重破坏，工作完全垮台。故中央在遵义会议后途径云南时，即打算派陈云、潘汉年等分路回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并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只是由于交通方面的原因未能成行。1935年5月，中央过大渡河后，于泸定县城召开了由张闻天主持的中央负责人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中央红军继续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二是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陈云的主要任务除了以中央代表身份恢复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外，仍然是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汇报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22]

　　在四川地下党组织护送下，陈云于天全县只身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于同年7月上旬乘长江客轮抵达上海。他到上海后才发现，那里的白色恐怖和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而且许多叛徒都认识他，所以只能躲在安全可靠的住处，等待与上海特科取得联系。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他和上海党组织的状况，决定安排他和其他一些在上海的同志撤到苏联。于是，他利用等待党组织安排的约一个多月时间，以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口吻，撰写了前面提到的那篇《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并把书稿随身带到了苏联，最后在莫斯科写成定稿。

　　陈云将《见闻录》定稿后，署名“廉臣”，拿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于1936年3月创刊号上公开发表并在随后几期上连载；接着，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并很快传回国内。此时，美国记者斯诺尚未到陕北采访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他那本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直到1937年10月才在国外出了英文版，以《西行漫记》为题的中文版更是1938年2月才在国内出版发行。而《见闻录》则于1937年4月作为附录，还被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秘密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其中包括斯诺、韩蔚尔、史沫特莱等人采访红军的文章），后来又用《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等书名再版，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传播。许多革命前辈回忆，他们当年走上革命道路，与看过这本书有很大关系。

　　《见闻录》全文长3万多字，它以客观的态度、生动的笔触、细腻的描述、讲故事的方式，歌颂了红军的正义、顽强和智慧，讽刺了国民党的贪婪、残暴和无能，宣传了红军的不可战胜和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戳穿了蒋介石所谓红军已被打败、只剩极少数人在“逃窜”的谎言。

　　《见闻录》在赞扬红军长征胜利及力量强大时写道：

　　“当赤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之势。”“南京及各省军队征剿已历八九载，但朱毛实力，有增无减。”“现在中国两大赤军（指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笔者注）会合，声势大振，且军事重心，已由东南而移到西北，剿共军事，无论在作战上运输上皆大感困难，赤军活动愈难抑止矣。”“此次赤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南京政府蒋委员长几年来碉堡政策与剿共军事，全部付之东流矣。”“我觉得赤军及共党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实力派”，“已经是南京军的一个主要对手”，“在数量上在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数一数二的实力派。”“根本消灭赤军已不可能。”文中提出：“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在赞扬共产党和红军领袖时，《见闻录》写道：

　　“赤军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林彪）、彭（彭德怀）及共党中央局等赤区要人，亦曾屡为诊病。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指四渡赤水——笔者注），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赤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譬如朱德、毛泽东为赤军之首创者，在各省军队及南京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竟以少数赤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赤军，这确非易事。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赤军领袖如朱毛、周恩来、林祖涵（林伯渠）、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时均为国民党中委及国民革命军之上级军官。”“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我“对赤军领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

　　《见闻录》还写道：

　　“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因为赤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与兵士同甘苦，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下，而赤军兵士仍毫无怨言。”“如赵博生、董振堂两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26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赤军。赵董两人均原系共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赤区，即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党中央。由此可见，赤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林祖涵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曾与孙中山共事，创办同盟会”，“年将五十，……只骑18天马，经常步行。徐特立为教育部副部长，年逾五十。赤军离江西时，徐本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此林徐两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诚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拟也。”

　　在赞扬红军深得民心时，《见闻录》写道：

　　“赤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文中举例说，赤军入湘南一些县，皆为过去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文中还举了一个当地人的例子，说他请假回家看两个小时，结果不仅按时归队，而且带来11个农民入伍，两个当民伕。文中还说赤军入黔北有三大收获，其中“收获之三：莫大于收获人心。因赤军在黔东之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已风传黔省。因此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赤军，旗上高书欢迎苏维埃政府毛主席、欢迎红军总司令朱德。朱毛两赤军首领竟在欢迎声与爆竹声中进入遵义城。”文中还以赤军俘虏政策为例，说“被俘官兵有十分之八被鼓动加入赤军，不愿当赤军者，每人发路费送出赤军警戒线。”即使上级官长，“亦由朱德亲自召集说话，多方安慰，说明赤军主张抗日救国，希望全国军人一致合作。”文中还说赤军十分尊重少数民族和民族风俗、宗教，所以也深受沿途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过云南时，“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过贵州时，“赤军领袖朱德曾亲至清真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次日教堂以赤军与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队欢送，并有几十回民加入赤军。”过四川彝族地区时，赤军领袖与彝族部落领袖歃血为盟，结果彝民非但不打赤军，反被赤军收编为游击支队。“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进入四川会理城时，刘文辉部守军将城外接近城墙的房屋全部烧毁，引起城外居民愤怒，“数千居民，协同赤军攻城。后闻此数千人大部加入了赤军。”

　　在赞扬红军信念坚定、纪律严明、作战英勇时，《见闻录》写道：

　　“赤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赤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赤军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文中说，在大渡河边，赤军领袖遇到一年已九十以上的老人，此人当年曾见过石达开。据他说，石部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但“红军之纪律则较翼王（即石达开）军更好。”

　　《见闻录》还具体描写了抢渡大渡河和勇夺泸定桥的故事，其中写道：

　　赤军抵大渡河南岸时只获一大一小两只船，即拣选17个共产党团员，驾船向北岸驶去，北岸“刘（文辉）军即对之射击。但赤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我虽非军人，但在军中服务已有几年，强渡河流之冲锋部队亦已见过不少，但在如此水宽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17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却未之见也。故共产党常以共产党团员为赤军模范。此辈共产分子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也。”在勇夺泸定桥时，文中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为铁索桥，以13根铁链为之，先横铺木板，再在上面铺长条直板，桥长九丈，宽一丈。赤军到前，北岸守军已将木板抽去，只剩13根铁索。赤军命最有战斗力及共产党团员最多之一连担任冲锋，前面冲锋者从铁索爬过去，后面的人则铺板子。“冲锋部队，勇往直前，冲至桥北岸之刘军工事前。刘军已无斗志，即呼愿缴枪。”

　　在分析红军之所以有战斗力的原因时，《见闻录》中讲的第一条就是“赤军兵心团结”。文中说，赤军团结一方面是由于“共党在赤军兵士中进行许多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赤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锋带头。每当行军发生困难时，“共产分子必让非党分子之赤军士兵先吃先宿；作战时共产分子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赤军在作战之前夜，每连之共产分子必先召集会议，决定明日作战时如连长、指导员伤亡，谁为继任，如再受伤，谁再继任，这样准备了四五个。”[23]

　　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在刊印收有《见闻录》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前言中写道：“中国红军从江西到陕北之二万五千里的行军，是一件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件，他们历经艰险，尝透了种种困难的滋味，可是结果终于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如今在市面上已有二三种关于二万五千里行军的记录，可是我们觉得不够逼真，太零碎，本书是巴黎出版的一种比较写实的记载。我们认为在描写的态度和文字的通俗，连贯，有趣味方面，是极适合于大众阅读的。”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将《见闻录》和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斯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起编辑出版，并在“卷头小言”中评价说：该文“如小说，如演义，亲切而有味”；该文与斯诺的记录是“两篇现代史上难得的史料，也是出人意外的‘特种游记’。”从以上摘录不难看出，这些当年的评论，十分客观地反映了《见闻录》的突出特点和广泛影响。

　　五、最早使共产国际正确了解到中国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协助共产国际取得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陈云是1935年9月上旬到达莫斯科的，随即加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任监察委员会委员，随后于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在报告中，他以亲身经历将西征（当时对长征的称呼——笔者注）分成四个阶段加以介绍和评价。在介绍第一阶段（从江西到贵州）时，报告指出了其中所犯的三个错误，即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所带辎重太多，妨碍行军速度、削弱了战斗力；总是沿一个方向直线前进，使敌人能从地图上预料到红军下一步要到的地方，等在那里迎击。报告着重介绍了长征的第二阶段及此后的各阶段，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指出遵义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取代过去的领导人。

　　陈云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说道：“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从再次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主动权掌握在了红军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还打了一场歼敌四个师的歼灭战，大大鼓舞了士气，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在会理城的政治局会议上，“总结并肯定了红军领导是正确的。”“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报告最后在概括西征的意义时，强调它不仅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且使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并成为了一支“干部军队”，尤其是“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24]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正确而详实地了解了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后给红军带来的可喜变化，从而对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增强了极大信心。可以说，这一报告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改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问题上的老看法，转而支持毛泽东，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在陈云报告后的一个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受命回国，找到了已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并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中明确而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不能不说与陈云的报告有着直接关联。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在致朱德电中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25]这一电文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陈云报告对于共产国际产生的积极影响。

　　中央红军在完成长征、落脚陕北后，尽快取得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急迫的事情。张浩、阎红彦先后返回国内，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党中央送交共产国际的密电码。在此前后，上海特科也派人将大功率电台送到了陕北。有了电台和密码，按理说就可以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了，但有一个环节还需要解开，即共产国际如何验证发报的电台确为中共中央所操控。为此，他们请陈云向对方提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问题，用以确定电台的真伪。陈云想起，他在长征途中折返上海前，刘伯承曾给在成都的友人和重庆的弟弟各写了一封信，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皮暖水瓶底部的夹层中，路上经费则藏在暖水瓶中。此事只有周恩来、刘伯承等几个人知道，于是在中共中央首次用密码来电时，共产国际电台便问对方：“陈云离开时，把信和钱放在哪里了？”对方回电均答对了。至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才重新连接了起来。[26]

　　六、向斯大林提出援助中国红军军事装备的请求，并以中央代表身份迎接前往新疆接受军事装备的红军部队

　　陈云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中国红军长征的会议，斯大林没有参加，但事后看了记录，很感兴趣，提出希望直接听陈云当面再讲一次，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党和红军的情况。于是，陈云在王明、康生陪同下，于1935年12月3日前往斯大林办公室。苏联方面参加谈话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负责人伏罗希洛夫、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奥尔忠尼启则、苏联政府内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谈话中，陈云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问题。斯大林问，中国党和红军最需要什么，陈云说最需要武器装备。[27]是年底，斯大林设宴招待陈云，并叫上伏罗希洛夫和时任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布琼尼坐陪，继续商谈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红军武器装备的问题。[28]这些谈话对于后来苏联同意在中蒙边境和新疆方向接济红军武器装备，有着直接关联。

　　早在1935年8月，中央在过草地前召开的沙窝会议就提出要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以靠近苏联和外蒙古，“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29]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年初又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系，从而使从外蒙古方向获取苏联援助的设想有了实施的可能性。1936年5月，中央派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和15军团进行西征战役，一边巩固、扩大苏区范围，一边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和打通同苏联的交通做准备。毛泽东于6月29日致电彭德怀，指出：“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电报还说，宁夏及绥远西是接近苏联距离较近的通道。[30]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制定了夺取宁夏战役计划，要点包括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过黄河，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接着，共产国际作出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31]毛泽东等于9月14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32]

　　鉴于以上情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同年10月决定由陈云率领一支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回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担负打通国际路线任务的红军部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欢送陈云一行的家宴上，陈云提出，红军需要更多的武器弹药。于是，季米特洛夫通过苏共中央，再次为中国红军要了一些坦克、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33]遗憾的是，陈云一行未等动身，夺取宁夏战役计划由于国民党中央军阻断了黄河两岸的红军部队而被迫终止，共产国际也相应放弃了从外蒙古方向接济中国红军的计划，改为利用当时苏联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新疆方向帮助中国红军。

　　当时，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为了得到苏联支持，和国民党政府闹独立性，提出 “反帝”、“亲苏”等六大政策，伪装进步；苏联则为了稳定那一段边境，积极支持盛世才，派出军事顾问，赠送武器装备。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共产国际曾考虑将约1000吨货物先运到哈密。随即，中央批准四方面军指挥部及西渡黄河的30军、9军和5军（即原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组成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同时致电西路军，同意他们向凉州（今武威）前进，说“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今属嘉峪关市，是甘肃靠近新疆最近的县城——笔者注）。” 此后，西路军开始了艰苦悲壮的历程。

　　1936年12月8日，由陈云率领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乘火车出发，经过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抵达靠近新疆的苏联边境口岸霍尔果斯，准备随时进入新疆，迎接前来接收援助物资的西路军。[34]他们一行五人住在苏军一个骑兵营长家里，在兵营里亲眼看见了准备援助中国红军的200门炮和机关枪等武器装备。然而，就在等待盛世才派大汽车来接运这批武器装备的档口，事情再次发生了变化。

　　与陈云一行抵达中苏边界几乎同时，即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消息传出，引起苏联方面的误会和不满。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当时苏联东西两线面临两个法西斯策源国的威胁，为集中力量对付西线德国可能的进攻，必须稳住东线的日本，而能够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唯有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因此，他认为这一事变是日本人幕后策划的，意在搞掉蒋介石，使中国群龙无首。由于中共与张学良建有统一战线，他将此事迁怒于中共，表示原来答应给红军的武器装备不再给了。这样一来，西路军继续往西走便失去了意义，于是中央电示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35]配合东北军对付国民党的中央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电示陈云在边境等待指示。到了12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又表示原来答应给红军的武器装备照给，中央也电示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36]然而正如李先念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本来，河西走廊敌人驻军很少，利于我西进，西路军一旦停下来，敌人就追上来，不仅难以在这一带创立根据地，而且西进或东返都很困难了。”[37]

　　1937年1月中旬，西路军在甘州（今张掖）以西建立的据点高台失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壮烈牺牲。此时西路军折返东进受阻，继续西进又遭敌重兵围困，加之在那一带缺少群众基础，没有后勤支持，无法安置伤员，最终导致失败。3月中旬，西路军向祁连山区突围，过河的2.2万人已不足3000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余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八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分三个支队，李先念率1500人的左支队向西游击，工委会随其行动。3月22日，中央致电左支队，要他们设法去新疆，说陈云等前去迎接。4月5日，左支队穿越祁连山，抵达肃州（今酒泉）西南，按照中央指示前往甘肃与新疆边界的星星峡；16日走出祁连山时全队尚余850人，4月底到达星星峡时只剩下420余人。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中央得到西路军余部消息，电示陈云一行“急速前进”，“去赶上到星星峡的部队，以便回转国内。”[38]陈云立即率代表团动身，于4月23日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西路军已失败，他们担负的向西路军交接苏联援助物资的任务也已变更为“把西路军的残部援救到新疆安全地点”。[39]陈云向盛世才要了一些大卡车，由新疆教导团特科装甲大队护送前往星星峡，于5月1日赶到。他向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余人转达了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勉励大家正确看待革命斗争中的失败。会后，他又与西路军领导干部谈话，夸奖他们能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是好样的，不愧是共产党员。部队在休整几天后，由陈云一行将他们接到迪化。从这时直到11月底的大半年时间，陈云为接应西路军余部主要做了以下三件工作。

　　第一，经过同盛世才谈判，确定了西路军余部的名分、驻地、给养，为党保存这批红军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李先念带到新疆的西路军余部虽然只有400余人，但其中五分之三是党、团员，班长以上干部占三分之一，连以上干部有80多人，军、师级高级干部有十多人，而且有50多位无线电收发报员、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为了使这支队伍保留完整建制，陈云与盛世才议定，对外说他们是从内地招来修建公路的，称为“新兵营”，一律穿国民革命军军服，戴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但驻单独营房，零用钱由代表团自行负责，用于购买粮食、蔬菜和牙粉、肥皂等日用品。为了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陈云和代表团副团长滕代远从自己津贴中拿出钱来，给大家加发菜金，并请医院来人为他们检查身体，治疗伤病。经过一个月休养，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陈云在给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汇报信中说：“如果把初到星星峡时的400多人，再现在来看一下，那简直认不得。现在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吃饭吃饱，大家脸亦长得胖胖的，个个年轻力壮。……虽然我们的队伍也一样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戴着青天白日旗徽章，但是我一认就可以认出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40]

　　第二，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组织文化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文体活动，稳定了西路军余部的情绪。西路军余部初到迪化时，情绪一度很不稳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西路军西渡黄河时有2万多人，失败后到达新疆的仅剩400多人，对此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指挥有误；二是西路军左支队在走出祁连山时接到的中央电报说，他们到新疆后将被送至苏联学习，而到了新疆，共产国际又决定他们不去苏联，留在迪化组织学习，对此也有很多人有意见，认为说话不算数。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和滕代远决定左支队在这里不讨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等问题。他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汇报信中说：代表团“正在努力造成这样一种前提，就是先在党与国际的正确政策上在政治上团结全体干部，以便将来在你们领导之下能够使这些干部正确的平心静气的研究他们在工作中间的错误和教训。同时我们之所以不去讨论西路军的整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情形，也不知中央的意见，以我们毫不知道当时具体情形的人去武断的发表意见，这只能是坏事。”[41]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对稳定西路军余部的情绪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陈云及时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和政治、军事课程，让这400多人按照各自文化程度，分别编成甲、乙、丙三班，根据不同情况设置课程，购买教材，并从他们中间挑选文化程度相对高些的人担任教员，自己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分别给他们讲授政治和语文课。他还给左支队干部作政治报告，讲解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等。这些措施不仅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而且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素质，为此后学习军事技术铺垫了基础。

　　第三，利用我党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把“新兵营”办成了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的学校，为党培养了一支能够操纵现代军事装备的骨干队伍。共产国际原本答应将西路军余部接到苏联学习，但“七七事变”后，囿于国共关系的变化而改变了初衷，决定让他们留在迪化学习。陈云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一接到通知，立即提出一个重点学习战术和装甲车、汽车、大炮、飞机、坦克等军事课，以及按照“学校的方式”进行整编的学习计划。当这一计划得到批准后，他又通过盛世才的苏联总顾问，聘请新疆军官学校的教官和苏联教官实施教学。当代表团与党中央之间的直接电讯沟通后，他给毛泽东、张闻天发报，一方面汇报西路军余部入疆后的情况，另一方面提出利用当时新疆的有利条件，在三年内为我党我军培养5000名军事干部的建议。中央很快同意了陈云的设想，并要求他们设法建立从新疆到兰州的航空交通，以便派送干部前往。

　　1937年11月底，陈云搭乘王明、康生由莫斯科飞经迪化的飞机，一起回到延安。陈云被重新任命为中央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向中央进一步提出挑选一些干部去新疆学习航空技术的建议，在得到批准后，从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中选出了19名符合条件的学员（有一人到迪化后未能入学）。这批人加上西路军余部已选出的25名学员，使我军共有43人参加了1938年3月开学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飞行班、机械班的学习，直至1942年4月毕业。周恩来曾对此称赞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情。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42]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以及西路军余部学习汽车、装甲车、坦克驾驶和火炮操纵的干部战士，果然成了我军技术兵种的骨干。

　　陈云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陈云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在缅怀陈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时特别强调：陈云同志“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43]今年既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此时此刻回顾和阐述陈云对长征做出的特殊贡献，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红军的长征精神，在当前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争取按时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任务，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