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指出:“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
正是伟大的长征精神,成就了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也正是因为有长征精神,长征的故事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构成当代中国最激荡人心的集体回忆。
坚定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在艰苦的草地行军中,从将军到士兵,从老革命到红小鬼,都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坚信革命必然胜利的精神,同各种艰难险阻作着顽强的斗争。
红三军某连的炊事班共有9名战士。进入草地后,为使全连同志有热水喝、有热水烫脚,炊事员轮流挑着那口沉重的铜锅。一个炊事员倒在锅旁,第二个炊事员含泪挑起锅,继续走下去。一个、一个……炊事班的同志都倒下了。
来自江西石城的小宣传队员郑金煜,在刚开始草地行军时,精神抖擞,不知疲倦,讲故事,唱山歌,柴火拣重的背,工作拣难的做,但进入草地不久,他突然发高烧,病倒了。尽管团政委杨成武把马让给他骑,大家把干粮均给他吃,但他的病情还是恶化了。临终前,他声音微弱地说:“希望党的路线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饥饿时时困扰着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成为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威胁。进入草地前,各部队虽然开展了筹粮工作,但在川西北贫瘠之地,很难筹到粮食,有的部队甚至只筹到两天的干粮。进入草地后,红军战士身上背的一小袋青稞麦粒麦粉就成了救命粮。尽管红军战士们视粮食如生命,尽量节省,但行程未过半,有的部队即告断粮。为维持生存,战士们不得不在草地里寻找野菜来充饥,草根、树皮、皮带等可以吃的几乎全部拿来做食物,甚至于烧点开水充饥。红军战士们一面忍饥挨饿,一面还要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们也时常受到天气变化的侵袭。8月的草地,白天最高气温可达摄氏30度,一到夜间,气温骤降至零度左右。红军战士们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饥寒交迫。到了宿营地,大家找一块比较干的地方,背靠背地互相用体温取暖。虽然饥寒交迫,但是战士们有着必胜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有着乐观的精神。每当夜晚来临,到达宿营地后,大家总要点起篝火,驱赶行军的疲劳和寒冷。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有的吟诵自己编的顺口溜和诗歌,好像忘记了疲劳和饥寒。簇簇篝火,映红夜空,映红红军战士兴奋的脸庞。阵阵歌声,流淌着战斗的音符,冲破长夜,汇成一曲曲雄壮的大合唱,震撼着大家的心灵,激励着大家的斗志。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是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34年7月,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根据地形势极其严峻。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先遣队,于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经艰苦转战,11月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
刘畴西、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一路北上。蒋介石在赣东北设下层层埋伏,对红十军团形成层层包围之势,组成多路“搜剿”队,纵横穿插,把红十军团主力分割成数段。红十军团经过长途行军,疲劳作战,加上缺弹少粮,伤亡不断增加。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顽强战斗,坚持与敌人斗争,终因众寡悬殊,大部分壮烈牺牲。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先后被捕。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一支由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拥挤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走走停停,行动十分迟缓,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由于军委纵队行动迟缓,后卫红五军团及后面的红八、红九军团无法及时渡湘江,担任两翼掩护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敌人展开激战,付出了极大牺牲。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听说抓到红军师长,要抬着他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激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为此也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只有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党和红军才由此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红军渡过湘江,翻越老山界后,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解决危机情况下红军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在会上,李德坚持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提出了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主张在川黔边创建根据地。短促的通道会议,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而此时,蒋介石对红军作战的重点,仍然是防范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如果继续北上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必然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其后果不堪设想。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从老山界便开始争论、通道会议仍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争论十分激烈,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抢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进抵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位于遵义城的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举行。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按照会前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周恩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能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会议气氛紧张激烈,每天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做出重要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党独立自主地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为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红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重要特征。
1935年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在右路军进入草地期间,左路军先头部队于8月21日占领四川阿坝地区。张国焘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完全不顾左右两路分兵北进的主张。到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命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
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从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报告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与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驻地阿西,与在此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9月11日,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军委纵队等部继续北上,于当晚陆续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当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0月5日,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许多干部、战士要求北上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经过党内共同斗争,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另立的“中央”。
正如来自美国的革命友人斯诺先生曾经指出的,红军北上的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次英勇远征的胜利结局。一方面,它使每一位红军官兵坚信自己正在走向抗日前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这有助于他们把一次可能会是士气低落的撤退,转变成一次精神振奋的胜利征程。另一方面,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无视抗日大局、企图偏安川康、另立中央的强大政治武器。对于分裂势力的斗争与胜利,集中反映了党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探索前进,正确的方向越来越明晰。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外部条件和力量基础。
1934年10月,江西雩都(今于都)河边,送行的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来到各个渡口,涌上桥头,给红军将士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顶顶斗笠,与红军指战员依依惜别,企盼着亲人一路平安,早日归来。红军将士们一步一回头,挥泪向送行的苏区父老乡亲告别。无数的火把将河水映得通红,映照着出征队伍远去的背影。歌曲《十送红军》的渊源就是流传于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众多民歌之一,生动而真挚地表达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不舍、牵挂和期盼胜利归来的心情。“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是当时军民难舍场景的真实写照。
当时雩都河上没有桥,沿岸的百姓听说红军要渡桥,为架浮桥支援红军渡河,几乎把家中所有的木板、木料,甚至于留着为老人做棺材的寿木都捐献出来。最后,大家共找来800多条船架成浮桥。雩都百姓还帮助安置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为红军送去5000余名新兵,参加运输队、担架队,跟随红军走上漫漫长征之路。
兴隆镇、单家集是回民聚居的地区。这里山大沟深,消息闭塞,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在红军到来之前,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存有怀疑和恐惧心理。当听到红军要来的消息后,村里的青年、妇女都纷纷逃进深山。
一向重视群众工作的红二十五军军政委吴焕先,在部队进驻之前,专门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在部队中专门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群众纪律教育,介绍回族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活特点和风俗习惯,教育部队要团结和发动回族兄弟共同抗日。同时,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回族的风俗习惯,注意要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和不准在回民面前说猪等。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兴隆镇。红军干部和战士不仅严格遵守纪律,还主动帮助回族群众扫院、担水、干活,向回族群众宣传红军对待回民的政策,宣传回汉军民团结,共同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军医院的医护人员热情为群众治病,院长钱信忠为一腹胀病患者扎针治疗。红军以实际行动揭穿了敌人的反动宣传,很快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躲进深山的回族群众陆续回到村里,“红军好”的消息迅速传遍兴隆镇、单家集等附近的回民村镇。当地一个回族老人捋着胡子说:“我的胡子都白了,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仁义之师!”许多回民群众还积极为红军做事。当地有两位回族妇女,提着馒头,拎着汤罐上山,为山顶上的红军哨兵送饭。
红二十五军严格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铁的纪律,给当地回族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回族群众深受感动,当红军离开兴隆镇时,全镇男女老少齐集街头,敲锣打鼓,在道路两旁摆设香案、茶桌、果品,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
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作者石慧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干部;李颖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