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鲍世修

　　鲍世修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首任所长，在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他们在1987年至1993年之间有着频繁的书信交流，探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国社会问题。直至1993年索尔兹伯里去世后，他的夫人夏洛特还特地寄来一封信，感谢鲍世修“分担了她的一部分痛苦”。鲍世修至今仍珍藏着这些书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国际友人对中国的关切。近日，鲍世修在家中接受文汇报记者专访。

　　文汇报：您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在中国的好朋友，但您并没有陪同他重走长征路，你们是如何结识的？

　　鲍世修：索尔兹伯里在“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通过所见所闻亲身体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所经历的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深感取得胜利实属不易。他认为，起到关键和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思想。他十分欣赏这位领导人在战场上机智灵活、常出奇招、使敌疲于奔命的作战机谋和指挥艺术，所以，他回北京后便四处寻访，试图找到熟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专家，以便能与他探讨制胜奥秘。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后来还是该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现在回想起来，正由于个人特定的学术研究背景，我和索尔兹伯里先生的结识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这完全是一桩机缘巧合、可遇而不可求的乐事。

　　文汇报：作为至交，索尔兹伯里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鲍世修：我与索尔兹伯里相识于1987年，到他1993年辞世，虽只有5年多的交流，但他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久久难以磨灭。他是一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人。说他“平凡”，因为他是一名生活在广大读者之中的大国报纸的主编和记者；说他“不平凡”则由于他一生为实现人生崇高目标的伟大付出，彰显了20世纪人类良知对进步和公正的不懈追求。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以下一些优秀品质：一是对倚强凌弱的强盗行径嫉恶如仇，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他在20世纪40年代只身进入苏德两军交战最激烈的列宁格勒前线，与列宁格勒市民共患难3年，写出了他的首部传世之作——《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80年代，他又以年过七旬之躯，携心脏起搏器，重走了一趟长征路，完成了另一部极具人文关怀的不朽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二是为人坦诚、谦逊、随和，索尔兹伯里在还未深入了解中国前就曾写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有一些错误观点，他赠书给我时特别表示向中国学者致歉；而他通过重走长征路和诸多研究，对毛泽东思想有相当的认知，但他与我的交谈中

　　文汇报：请谈谈促使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动因是什么？

　　鲍世修：一是长征本身所具有的巨大人文历史价值。索尔兹伯里写道：“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二是确有完成埃德加·斯诺遗愿的成分。他写道：“我首次了解长征也是通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那时写道：终有一天会有人把这一精彩绝伦的远征写成完整的史诗。他曾一度希望自己完成此事，但出于很多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文汇报：《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出版有何意义？

　　鲍世修：1986年该书首次出版，对于红军长征的价值、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等都有明确的认知，索尔兹伯里有着外国人、名记者的身份，我曾在《国际友人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论文中有过论证，国际友人所做的报道在国外的影响力远比我们自己的报道影响大得多，源于同一语言、相同的认知和知识背景等，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更让人信服。索尔兹伯里的这本书，乃至斯诺等国际友人的相关著作出版后，曾一度有人质疑他们热心无私传播中国国家形象是源于他们也是共产党人，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可视为人类良知、追求进步和公正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而无关乎国籍、人种。这本巨著向世人传递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有骨气、敢抗争、不畏强暴的中国人民群体所展现出的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这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的真实面貌。

　　文汇报：您认为“长征精神”在今天还有哪些意义和启发？

　　鲍世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不忘初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要忘记长征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长征精神。而长征之所以取得胜利，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坚持了正确领导，这一点在漫长的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都有着广泛实践。其次是人要有坚强的信念和追求，当年英雄们不惜牺牲自我、前赴后继走完长征之路才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如今我们的辛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