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的历史,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从基本国情、阶段性任务和国际形势出发,不断探索并及时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从而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这一基本特点,在完善所有制结构、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改革对外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完善所有制结构
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中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到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再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演变历程。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有制结构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五种经济成分,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1]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并通过调运和吞吐物资来调控市场,例如以“官方牌价”来引导个体和私营商业流通,并通过加工订货等方式来调节个体和私营经济的生产活动,从而迅速平抑了物价波动,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对生产结构进行了调整,在短短三年内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使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宁的生活。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借机入侵朝鲜和中国台湾海峡,对新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使中国优先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国防工业显得越发迫切。中共中央根据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的形势,决定从1953年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有关部门在制定计划时反复研究,一致认为要用较快速度发展工业,必须以重工业为重点。1952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苏联明确表示愿意援助中国“一五”建设,从而使中国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有了现实可行性。“面对新的形势和历史机遇,毛泽东同志于1952年9月提出,现在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年至15年时间完成过渡。这表明,毛泽东同志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发生了变化”。[2]“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猛烈发展的群众性浪潮,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大大加快步伐。至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3]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会后,党领导进行了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4]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深入进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大大加快。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探索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集体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计划经济时期“五小”工业[ “五小”工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兴办的地方小型厂矿的统称,主要指地、县两级兴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和小水泥厂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243页。]的底子,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在城市,面对知识青年回城和就业压力增大的问题,党和政府主要通过发展城镇个体经济来解决就业问题。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的 “经济体制改革,就包含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内容,即在国营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支持和提倡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个体经济为补充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5]同时,中国通过“吸引和利用外资、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或项目)”积极探索运用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方式来加快现代化建设。[4](p.700)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6]1999年3月,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7]在此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中共十四大以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中共十五大以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全面展开。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许多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4](pp.803,817)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8]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9]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9](pp.515,516~517)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10]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10](p.798)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把“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11]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
2012年以来,外部风险加大、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结构性调整等多重压力交织,使得经济增速放缓,许多行业进入存量调整阶段。去产能、生态环境保护等引发的成本上升,与去杠杆导致的信贷可获得性下降,使得非公有制经济面临困境,这种困境甚至导致2018年出现所谓“私营经济离场论”。[12] 对此,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驳斥了“民营经济离场论”等错误言论,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习近平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此,要抓好6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实”,即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习近平也指出:“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民营企业家要讲正气、走正道,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13]
应当指出,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还有其亟待完善的地方。在经济存量调整阶段以及未来发展布局和产业政策方面,如何合理界定二者的经营范围,化解其利益冲突,并实现有效协作、优势互补,共同完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关键。
二、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9](p.513)这说明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货币投机、囤积居奇、生产萎缩的严峻形势,政府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新解放城市进行了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的斗争。进城初始,各大城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即以行政强制力明令禁止银圆、外汇投机,利用国营商业渠道,秘密调运和集中抛售物资,辅之以紧缩的货币政策,一举击溃了投机资本,平息了肆虐十余年的通货膨胀。随后,中央政府开始统一财经,平衡财政收支和物资供求,同时调整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工业品下乡和收购农村土产等政策,活跃了城乡经济,使国民经济在1950年下半年得以恢复。
1952年10月,为确保“一五”计划顺利实施,避免农产品供求的波动,中央决定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政府逐渐取代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这是因为,我国在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进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建设,必须加强资金的快速积累、资源的集中配置、技术人员的统一调配和粮食供给的有力保障。要做到这些,当时只能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和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并相应对农业、工商业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和国有化。[2]在农村,农民在留足口粮、生产用粮、完成农业税缴纳之后,将余粮绝大部分出售给国家粮食部门,从而基本消除了市场交换的基础。在城市,职工实行统一工资制与主要生活用品票证供给制。计划经济体制使资源在确保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流向工业建设,使中国得以在短短的20多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不过,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完全消除市场的作用。在农村,在集体经营的同时也存在着社员的少量自留地,农村原有的集市贸易、小商小贩以至家庭副业则断断续续地存在着。在城市,由于技术水平落后,计划的制定往往采用估算的做法,分配的物资也多存在着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物资调剂串换等“半市场”行为普遍存在。可见,中国并非是教条式地追求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要利用计划经济体制来进行工业建设。
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实行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4]的分配制度改革,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农产品市场加速壮大。在城市,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在产销、定价和利润留成等方面有了更多自主权。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认识上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阶段,[15]并最终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6]随后,中国开始以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16](p.520);推动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进行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通过转变职能建立健全了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加强了调控市场的能力。
凭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成功应对了两次外部冲击,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面对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不仅顶住了亚洲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还以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起到亚洲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为稳定亚洲和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人抛出“奥运低谷效应”、“中国经济奇迹终结”等论调。但事实是,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重大贡献。[17] 2013~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0%左右。[18]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供给侧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绝对的供给不足,而是较为普遍的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存在。所以,在此情况下如果继续实施强需求刺激政策,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使得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加快递减。[19]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9](p.513)的改革目标,中共十九大提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11](p.24)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为此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经济工作主线。[20] 首先,政府在确保不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引发大规模破产失业的前提下,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任务,突破传统增长模式的限制。其次,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和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降低成本,并由此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最后,政府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补齐技术短板,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攻坚来补齐社会和生产短板,为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三、调整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复杂。
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原国民党统治区愈演愈烈的恶性通货膨胀仍在延续,恢复生产和铁路交通急需大量资金,对不反抗新政权的数百万旧军政公教人员实行“包下来”政策,也加重了财政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留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城市继续兴风作浪,加剧物价上涨,市场混乱。面对复杂形势,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与有力的经济措施,成功地组织了同投机资本斗争的“两大战役”(即“银圆之战”和“米棉之战”)。经此两大战役,不法投机资本一蹶不振,国营经济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但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3](pp.371,372)1950年3月,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和统一全国现金管理。[21]到年底即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3](p.373)中央政府稳定物价和统一全国财经的工作,确保了新中国能够集中足够的资源完成追歼国民党残敌、肃清反革命势力、抗美援朝战争、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等一系列任务。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管理权限经历了集中与分散的多轮反复。“一五”计划时期,中央政府基本实行了集中统一管理的做法。这种做法确保了重点建设项目的物资供应。但是,逐级汇报审批的管理体制,不仅降低了效率,而且迫使各地方、各部门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以避免烦琐的行政审批,加剧了浪费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行了专门论述,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这几乎是当时全党的共识”。[22]1957年,中央开始研究“中央和地方在若干工作中划分管理权限的问题”,制定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三个文件 [23],并于1958年起实施,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新的政策倾向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它们原本应该产生的积极影响因为‘大跃进’运动的开始被打了严重的折扣”。[22](p.47)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重新收回了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1969年,为加速地方工业发展,加快备战工作,经济管理权限再度下放。1970年,为尽快扭转“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对“三五”计划进度造成的影响,从年初起,经济建设开始“冒进”,导致国民经济在1971年底出现了“三个突破”,即全民所有制职工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24] 1975年的整顿工作,则致力于恢复必要的集中统一和经济管理制度。总的来看,两轮的放权与集权,都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总是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但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则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为调动地方积极性,中央对地方实施放权让利的改革,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地方经济发展热情高涨,但在加快地方工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央财力不足、对地方经济盲目扩张约束不力等问题。为此,国务院做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22](p.213)分税制改革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框架,规范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55%左右,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效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建立规范的国家税收体系,形成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5] 这次改革使中央有了足够的财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重大发展战略,但是也造成了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这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培育地方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转向以房地产开发为核心的土地财政模式,加剧了相关行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多等问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一方面,中央通过集中经济管理权限,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违法违规行为,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例如,中央通过加强对地方和国企党委的领导,确保去产能工作顺利推进;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做出修改。[26]《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27]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28]等文件的出台,减轻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规范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确保去库存、去杠杆和防风险工作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从2013年启动自贸试验区工作至今,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布局逐步完善,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201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山东等6省区新设一批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29] 中共中央还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30],并在全国建立多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各试验区结合地方特色,广泛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实践,并将成功经验复制推广。
四、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随着国内任务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新中国的对外经济体制和政策经历了由统制贸易到全方位对外开放,进而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性飞跃。
1978年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安全需要、国内经济发展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制约,使中国很难发挥经济学上所说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因此采取了统制贸易和进口替代战略。新中国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必须确保将重要的资源留在国内,将宝贵的外汇用于进口最亟须的生产原料和设备,这与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原料、向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利益诉求相矛盾,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也使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在此情况下,当时的对外经济活动以进出口贸易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为主,并且在制度安排上采用统制贸易,统制贸易主要通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来实现。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对外经济贸易部共同编制外贸计划,安排和支配全国进出口贸易活动。[31]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经济战略转向重视出口创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等方面。相应地,中国开始放宽对外经济管理权限。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一方面,放宽进出口经营限制,批准各部门、各地方成立外贸公司;另一方面,兴办经济特区,探索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3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33]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34]等法律的制定实施,为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出口结构偏重于价格较低的初级产品且同质化竞争激烈,而国外技术成熟的工业制成品在当时的国内市场广受欢迎,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以逆差为主。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实行单一汇率,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4月1日,银行结售汇制度正式实施。即日起,人民银行公布一个基准汇率,各外汇指定银行参照这个汇率,在规定的幅度内,自行制定对外挂牌的汇价,办理对客户的买卖。4月4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运营。这些改革措施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对外贸易由逆差转向顺差。[35]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广阔的国际市场自此敞开,中国的比较优势全面发挥出来,贸易规模逐步扩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外部环境看,中美两国建立了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制造能力日益增强,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被迫通过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发美元的方式来挽救危机。而中国则逆势刺激经济,提高生产能力,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6],“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37] 在2014年时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38],至2019年8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17]
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资本迅速回流美国,造成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冲击,导致很多国家出现流动性问题。为此,中国与很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贸联系,签订双边贸易与货币互换协定,并于2015年10月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服务。[39] 同时,中国发起设立“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支持中国优质产能走出去,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修建基础设施,在改变各国基础设施落后面貌的同时促进了互连互通。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开始加快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首先,在扩大进口、进一步降低关税的同时,以实际行动降低贸易壁垒。其次,加快构建产业开放新格局,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提升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竞争力,支持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国际化布局。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完善走出去服务保障机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技术和产能合作,支持企业更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为各国人民提供更加优质的中国产品和服务。[40]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41]、颁布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42]、扩大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产业开放,尤其是扩大金融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43]最后,加快与国际规则对接,不断探索与国际接轨的制度,着力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通过这一系列对外开放举措,中国与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更紧密的经贸联系。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资本主义制度在少数发达国家曾一度取得了成功,但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停滞和治理困境,这使得全世界将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邓小平曾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44]社会主义制度能实现生产力更快发展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始终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目标,不断调整各项制度安排。而这种调整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则在于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参引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
[2]朱佳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历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53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660、682页。
[5]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214页。
[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0、21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99年3月17日。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1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12]平言:《对“私营经济离场论”这类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应高度警惕——“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经济日报》2018年9月13日。
[13]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
[14]顾雷、田聪明:《从“口粮田”到“大包干”——对内蒙古农村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的调查》,《人民日报》1980年12月1日。
[15]朱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日报》2007年10月11日。
[1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9页。
[17]国纪平:《中国有足够信心底气战胜任何困难挑战》,《人民日报》2019年8月13日。
[18]国家统计局综合司:《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804/t20180412_1593477.html,2019年8月10日;宁吉喆:《发展目标较好实现 稳中有进态势持续》,《求是》2019年第3期。
[19]潘盛洲:《与时俱进做好经济工作的行动指南》,《人民日报》2016年1月27日。
[20]本报评论员:《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6日。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196页。
[22]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23]《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24]《当代中国的财政》,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第123页。
[25]朱志刚:《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人民日报》2008年8月27日。
[2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人民日报》2018年12月30日。
[27]《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0/02/content_9111.htm,2019年8月10日。
[28]《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http://yss.mof.gov.cn/zhuantilanmu/dfzgl/zcfg/201705/t20170503_2592801.html,2019年8月10日。
[29]《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布局逐步完善》,《人民日报》2019年8月27日。
[3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2019年8月19日。
[31]许罗丹、谢康:《中国对外贸易》,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3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79年7月9日。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86年4月18日。
[3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88年4月16日。
[35]施明慎:《划上成功的句号 1994年外汇改革回眸》,《人民日报》1994年12月24日;裴长洪:《中国对外开放与流通体制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4页。
[36]丁伟等:《科学发展 强国富民——从“十二五”规划建议看中国方位之一》,《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9日。
[37]《经济结构不断升级 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8_1674587.html,2019年8月20日。
[38]《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经济日报》2014年3月8日。
[39]许志峰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上线运行》,《人民日报》2015年10月9日。
[40]何立峰:《加快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人民日报》2018年8月8日。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19年3月1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9年3月21日。
[42]王观等:《十一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推出》,《人民日报》2019年7月21日。
[43]王观:《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人民日报》2018年8月2日。
[4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作者简介]武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李扬,历史学博士,讲师,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2206。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叶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