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79--1984年：鼓励先富，扶持先富，引导先富，促进共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这次全会后，我们党率先在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地区实行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政策。

　　1．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

　　在邓小平看来，由于劳动者之间和地区之间因所处的具体条件不同，出现先富、后富和富裕程度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创造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在1979年7月明确指出：“九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1980年7月，他说：“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队也是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 1981年12月，他又指出：“要逐步增加人民收入，不允许产生剥削阶级，也不赞成平均主义。”

　　新政策的实施逐步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人们被压制多年的致富冲动被焕发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地区走上富裕之路。紧随其后，这个政策逐步迅速扩展到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以及一些先行改革的试点企业和城市。1983年1月，为大好形势感到欢欣鼓舞的邓小平感慨地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他明确提出判断新办法好坏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几年的实践证明：“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这一时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其雇工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这一新情况，是支持鼓励，还是压抑打击，人们在观望。对于由“傻子瓜子”问题引发的争议，邓小平在1984年10月毅然决然地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他说：“目前，有的雇工达二十人，有些同志就着急了。我说，不要着急，这只是个别现象，不必改变现行的政策，过几年再说。” 这时候，邓小平着重强调的是这些现象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这个时候不动并不是永远不动，而是过几年再说，意味着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在新政策运用到实践的最初几年间，邓小平始终注意在实践中验证并不断完善这个政策，并注意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反对平均主义、“先富起来”，思考和提出问题的重点是放在鼓励先富、扶持先富、引导先富上。实践证明，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