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政策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有利于拉动内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在投资领域，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从1998年到2000年，连续3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50亿元。国债资金的投入又带动了近7500亿元银行配套货款，增加了固定资产投入，加快了基础设施步伐。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能够根据经济变化的征兆来调整政策取向的货币政策，其目的在于使经济体系保持稳定。在亚洲金融风波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出现经济衰退，通过货币贬值维持出口，我国人民币也面临着贬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保持其汇率相对稳定。人民币不贬值，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改革和建设的信心，有利于稳定香港金融，对亚洲和世界经济稳定也是一个重要贡献。对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问题，中国持积极而慎重的态度。1996年12月，中国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对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兑换问题，则待现代企业制度和银行制度健全后再实行，这既有利于我国金融安全，也有利于外国投资者，进一步保持了金融形势和经济形势的稳定。

　　做强基础产业，为防范金融风险建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金融危机爆发于东南亚国家，与这些国家缺乏强大的基础产业有关。江泽民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合理的经济结构之上，必须有自己强大的基础产业，否则经不起困难和风险的冲击。” 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制定防范金融风险对策时，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基础产业建设，包括加强农业基础，争取农业好收成；增加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和铁路、公路、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调整和优化国有工业企业结构，加强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的力度；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重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等。做强基础产业、优化经济结构为防范金融风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九五”期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到2000年即“九五”最后一年，国内生产总值达89404亿元，年均增长8.3%，国家财政收入达13380亿元，年均增长16.5%。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于世界前列，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人民生活继续改善，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加强反腐败倡廉，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金融危机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形成原因又不完全在经济领域，也有其思想政治方面的因素。如果法制不健全，政治腐败，社会风气不良，就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埋下爆发金融危机的隐患，亚洲金融危机就提供了这方面教训。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制定防范金融风险工作的指导原则时，强调要依法规范，强化监管，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也要运用必要的行政、教育和组织手段，尤其要健全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制度，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自律控制机制，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与此同时，要坚决打击金融犯罪。北京长城机电科技咨询公司沈太福、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的案主被严惩；中农信公司实行行政关闭，由建设银行托管；改组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行债权转股权；中银信托投资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一年，再由广东发展银行收购兼并等，金融秩序进一步得到依法整治。精神文明建设在这一期间也得到加强。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从严治党。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等一批腐败高官受到严惩。反腐败斗争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妥善处理自然界和社会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