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执政的基础巩固扩大上，中苏两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

　　列宁很早就强调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保持最紧密的联系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列宁对保持党和群众的联系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提出要防止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决策；要同各种官僚主义现象作顽强的斗争；要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斯大林领导实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但他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方面，没有很好地把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在加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中，他把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绝对化，没有建立起反对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权的制度机制，疏远了党的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及人民群众的关系。赫鲁晓夫曾试图调整党群关系，但事实上领导集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日渐严重。赫鲁晓夫后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种种恶劣现象迅速滋生蔓延，直至形成既脱离群众又背离党的性质的特权阶层。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非但没有解决恢复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问题，反而酿成了社会动乱。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很多党的干部无视人民疾苦，乘机混水摸鱼，贪赃枉法，大发国难财。1991年8月，叶利钦宣布取缔苏共活动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向撤离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工作人员身上吐唾沫、投垃圾的惊人一幕，标志着苏共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彻底坍塌。

　　中国党得以长期巩固地执政，得益于同人民群众建立起一种血肉联系。这是任何其他国家和政党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巨大政治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来自执政后始终保持紧密联系群众、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作风；来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和为了人民的利益知错就改的唯物主义态度；来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使人民切实得到了利益；来自通过制度建设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基础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很早就将执政问题与党群关系联系起来思考，提出共产党不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新中国的成立曾使不少党外人士为之欢欣，“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各民主国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深刻阐述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做出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的著名论断。“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也曾使人民群众蒙受灾难，削弱了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但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不变，一面向人民群众公开道歉，主动承担责任；一面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渡难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和邓小平果断决策，对1957年以后开展的几次“左”的政治运动实行拨乱反正，使2000多万人的政治命运得到了改变，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始终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制定政策、检验执政绩效的重要依据，在人民群众生活不断富裕起来的基点上，重新巩固和扩大了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四、在执政的外部世界估量上，中苏两党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政策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