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实行军衔制时应把握好借鉴与继承的尺度，不能不顾实际地照搬照套

　　我军首次军衔制在酝酿和实施初期，借鉴了苏联、朝鲜等国的经验，对于建立自己的军衔制度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有些做法过于教条，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脱离我军实际，照搬照套外军经验的教训。虽然有些后来又纠正过来，但多走了一些弯路。

　　受苏军“一长制”影响，我军制定编制军衔时，过分强调主官军衔，有过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如1955年编制军衔规定：副军长与师长编制军衔相同；军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师长；师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团长等等。在军衔称谓和区分上，有些规定也过于教条。1955年军衔制参照当时苏军的军衔区分和称谓，对军官军衔种类的区分比较复杂，按专业勤务分为指挥、政治、技术、军需、军医、兽医、军法和行政等8类。指挥和政治军官中，又按军兵种分为若干类各类军官军衔。当时全军分陆、海、空、防空和公安五大军种。海军分海上军官和海岸军官两类。海上军官及技术、军需、军医、兽医、军法、行政军官的军衔名称前，均冠以军种或专业勤务名称，构成这些军官的军衔称谓，如“海军少尉”、“军需中校”、“军法上将”等。其他军兵种军官，规定只是在将官军衔前冠以军兵种名称，如“步兵少将”、“公安军中将”、“防空军上将”、“装甲兵大将”等。校官以下人员，无专业衔称，直接称谓其军衔，如“中校”、“大尉”“准尉”等。从实施情况看，以上这些分类，一是过于机械，有些也莫名其妙。如同是并列的军种，防空军军官军衔前就不能冠以军种；而同是海军军官，海军岸防兵和航空兵等兵种则不能冠以“海军”。二是这些规定过于繁琐，甚至连干部部门都记不住，实际上在实施时也没有完全按规定来称谓军衔。

　　在关于妇女干部授衔问题上，更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1952年总干部部苏联顾问提出：“妇女干部不宜大量留在军队工作，留军队工作者应与男子同样要求，并能随时奉令调动，否则不授予军衔。”并说苏军少尉以上的女军官只有20几名。我军当时副排级以上的妇女干部有4万余人，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安排大批转业、复员，或改职员干部。1955年1月规定，同年6月要处理完毕，如不在限期内处理完毕，就停发薪金；有些有病的或在医院养病的女军人，如不按时离队，也要停发薪金按老战士复员处理。后来授衔的女干部只有4665人，约占原女干部总数的11％。这一做法挫伤了一大批女军人的心，而且给工作造成不少困难，也不符合我军实际。后来根据工作需要，一些已改职员的女干部又重新授衔。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一批女干部又恢复了军籍。而相当多的女军人受这次授衔影响，不但失去了军籍，降低了待遇，有些甚至连工作都不好安排，成为一个长期遗留问题。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时，我军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训，首先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军情，在借鉴外军经验的同时，以我为主，实事求是，避免不顾实际的照搬照套。比如，在新军衔制的拟制过程中，关于少将和上校之间设什么衔，曾有过设准将和设大校的两套方案。但后来考虑我军师职军官数量太大，如设准将，将官的数量过多，为苏军的5倍，美军的10倍，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即使像英国军队那样把准将看作非将非校的单独一级，但从“准将”一词的汉语结构看，准将还是将军，仍然达不到控制将官数量的目的，最后还是决定不设准将而设大校。这样既解决了使师职军官和团职军官在衔级上拉开档次，又不至于过多地增加将官数量。

　　四、军衔制度一经颁布实施，必须严格按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