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力提倡借贷自由，利息面议，活跃农村金融

　　经过土地改革这场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借贷停滞的局面趋于严重。其表现形式：一是旧债呆死，土地改革中虽然依据政策保留了除对地主阶级外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但确有不少借贷者对所欠债务抱着拖拖看的观望态度；二是新的借贷难以开展，农民担心有借无还，担心被说成是剥削。因而造成一方面有人需要周转资金克服生产生活困难而告贷无门，一方面社会有余资却很少有人愿意借出。据湖北省部分县乡的调查，1952年每个乡中汇集在中农手上的资金至少有五六千元，多则1万元，但借出的很少。又据襄阳专区4个乡的调查，借贷资本仅占农村社会余资的6.4%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发放了救济粮款，举办了农贷，扶助农民群众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但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资金有限，因此，在积极兴办信用合作社的同时，提倡开展农村的私人借贷，活跃农村资金的融通，也是中国政府促进农村经济恢复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

　　1950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中退押与债务问题的处理给各地的指示电》中指出：土地改革后借债自由，利息亦不加限制。195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人民银行区行行长会议关于几个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大力提倡恢复与发展农村私人借贷关系，我们应结合当地党政部门宣传借贷自由政策，鼓励私人借贷的恢复与发展。利息数不要限制，债权应予保障。”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规定，解放后成立的一切借贷关系，由双方自由议定的契约均继续有效。195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第二届全国金融会议关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应宣传并提倡私人借贷自由，利率不加限制，由双方根据自愿两利原则商定。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针对本地区的情况分别发出指示，制定条例，对解放后农村新发生的借贷关系进行保护，大力提倡恢复与发展农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南局、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所颁布的关于农村债务处理的有关条例，都包括了今后借贷自由、利率由双方自由议定的内容。此外，上述几个大区军政委员会在1950、1951年春耕季节所颁布的《发展春耕生产十大政策》或《发展农业生产十大政策》等，也都公布了保障借贷自由的政策。

　　以上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的发展。如据对鄂、湘、赣3省10个乡的调查，在1952年有1160户农户发生借贷关系，占全乡总户数的23.34%；1953年有1482户农户发生借贷关系，占全乡总户数的28.89%，比1952年增加了5.55个百分点。从借贷用途看，以生活性借贷为多，也有部分借款用于生产经营，如购买耕畜、经营运输业、副业。从利息看，既有较高利息的借贷，如5分以上，也有相当比例的无息、低息借贷。从放债户的阶级结构来看， 1953年贫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占放债总户数的89.14%，占放债总数的78.07% ，表明土改后农村私人借贷关系主要发生在普通劳动群众之间，许多具有群众间互助互济的性质。

　　二、从对不同地区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到批判借贷自由、逐步取代私人借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