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革”时期的“抓革命，促生产”，保证了经济建设没有长期出现大的冲击和停顿。

　　首先，“文革”时期，毛泽东是比较注意政治运动不能破坏经济工作的。1967年1月上海夺权风暴后，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是他在讲话中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矿企业实现大联合的通知，要求解散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使经济领域的动乱走向缓和。1968年7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毛泽东决定向仍处于混乱状态中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1969年，全国工农业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

　　全国经济形势稍微稳定后，毛泽东就考虑把生产搞上去。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1969年至1971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毛泽东对此表现得要比1958年“大跃进”时冷静，他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个周折才学会了一点”。 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周恩来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批判极左思潮，使国民经济一度出现转机。1974年10月，毛泽东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力时机，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开展了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整顿，经济建设出现了好的形势。

　　虽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先是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后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他并不允许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经济领域。经他批准，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批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必须“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反复，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和分配政策上，毛泽东态度十分谨慎。1975年5月22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国家按同一价格收购粮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建议“均贫富”，按穷队、富队以不同价格收购。毛泽东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并没有予以赞同。经过国务院派人调查研究，否定了这一建议。1975年8月14日，主管农业的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农村经济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解决“贫富不均”。毛泽东仍然没有明确表态，只批示：“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讨论了陈永贵的建议，因与会的大多数人反对，这个建议没有被推行。

　　其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更快促进生产力。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有其经济动因的，就是要找到一个使中国从一穷二白状况尽快走向社会主义强国的模式。他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勾画出一幅理想蓝图，这集中体现在“五七指示”当中——各行各业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逐步缩小贫富差别、城乡差别、脑力体力劳动差别的社会。由于这个蓝图是超前的，又采用了错误的手段，这样的社会构想在“文革”中并没有变成现实。虽然他试图恢复民主革命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做法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他为找到一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而进行的艰辛探索，不能否定他对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危险性的战略警示。

　　再次，毛泽东在“文革”中进行了经济体制变革的实验，有值得借鉴的意义。1961年后，当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时，为了调整国民经济，中央在管理体制上强化了一元制领导。这种办法对于当时渡过困难时期起了必要的作用，但是到了调整的后期，这种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就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1964年后，在某些方面，中央已经开始向地方下放权力。1966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中指出：“一切统一于中央，卡的死死的，不是好办法。”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精神，中央决心进行管理体制的大变动，中心内容是下放企业和下放权力。“文革”的发动推迟了变革管理体制的进程，但是毛泽东要变革管理体制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1969年当政治局势稍微好转后，变革管理体制就被提到了中央工作的议事日程。1969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了《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中央企业可以分为中央管理、地方管理和双重领导等三类，拟定了分批下放的企业名单。1970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了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案，同时还确定了下放企业的名单。据1970年9月25日国家计委生产组《工作情况汇报》介绍，截至9月，公交部门直属的3082个企事业单位，下放了2237个，占总数的73%。除下放企业之外，当时还对基本建设投资、流通领域体制、物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税收体制、劳动工资制度等进行了变革。从这次管理体制变革的结果看，这种做法存在着不少缺陷，如下放了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等等。但是，考察毛泽东倡导进行这次体制调整的初衷，可以看出他在主观上是想改变原来僵化的经济体制，调动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好。下放变革的实验也为改革开放时期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四、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力量，努力抵制和纠正“左”的干扰，是“文革”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