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要务与路径

　　当代社会史的研究空间广阔，是创新性和挑战性兼具的国史研究领域。尽管社会史和国史研究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但面临的困难依然不少。这种困难还不只是开拓一片新领地的问题，而最紧迫的问题是研究队伍的培养。要做好社会史研究不但要求研究者有史学修养，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基础，知识体系的完善是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难题。如何打造这支研究队伍，在我看来应在如下三方面的研究实践中落实。

　　（一）拓展史料搜集范围，建设当代社会史研究资料数据库

　　治史依托史料，史料的详略多寡直接影响史学工作者对史实的判断和对历史的书写。因此，持续性的史料征集与整理，建立以区域档案为基础的数据库，是我们开拓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筑基性工作。当下的要务至少包括两项工作：第一，“再现生活真实”、“返回历史现场”的诉求，决定了“迈向田野”是必然选择。这既是当代史研究的特质，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属性。第二，以地方史志资料为核心，建立跨越区域、社会的文献数据库目录索引。此时，大部分省、市级的档案馆和方志办的资料目录都已经电子化，这对于建设全国性的地方区域档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项工作对研究地方性事件，进而开展区域比较乃至通史写作，都会大有裨益。

　　走出书斋，深入社会生活，利用田野调查方法，收集包括口述史在内的民间史料，是当代社会史研究重要的研究途径。因为当下的生活中昨日的影子依然清晰，记忆中的人与事还不曾忘记。当代社会史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历史，从1949年一个崭新国家的建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艰辛探索，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和影响了整个社会，其变化的程度之深、速度之快、覆盖之广，为世界史所独有。在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镶嵌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进而在他们的观念中打上了极深的烙印。基于“自下而上”历史理论的口述史学可以在对民间社会的问讯中探讨民众生活世界与国家力量的互动过程，并以这种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生命历程来重建这段存活于记忆中的历史。姚力：《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这种研究取向必将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书写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

　　口述史关注民间，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史、家族史、妇女史、个人生命史等，这些层面恰恰是当代社会史需要传递而又极为欠缺的内容。那些原本被档案资料忽视的事件和人群以口述史的形式被记录下来，这不仅为国史研究拓宽领域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同时也为它走出政治史的史学范式，成为跨越学科壁垒的综合性学科准备了条件。这里分别以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的研究为例，意在说明口述资料的搜集对社会史研究的特殊价值。应星的《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综合运用了口述史资料、法院刑事审判案卷与干部惩戒档案，展示了1949年以来到整个集体化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逻辑与村庄日常生活的逻辑交汇的历史，展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史与生活史。正如作者所说，他并不试图将村庄事件简单地插入到跨地方的事件序列中去，而更多的是关心国家塑造新人的要求在村民日常生活中激起的种种波澜。这种对地方资料的开掘与运用，为我们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另一种形貌。与这种乡村社会史相应的是，口述和记忆呈现的城市社会史。定宜庄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是此类研究中的代表。这部著作采用口述史的方法，以鲜活灵动的百万言对话呈现了北京城百年的历史，通过普通百姓日常喜怒哀乐的讲述，让人们对北京城的昨日与今朝可触可感。作者以史家的眼光和对故乡的情感对城市史写作和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两部基于口述资料完成的著作，虽研究区域和主题相去甚远，但他们都自觉地践行了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发出自己声音的新史观。这种研究取向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参与多学科讨论对话，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依据

　　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根植于与我们休戚相关的现在，这是史学和社会学者的普遍共识。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有历史连续性的，我们也只有将当前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放置在它们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对事件本身或社会问题的走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过去又是了解现在的源头活水，当代社会史研究也便因此成为了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汇聚的一个基点。当代中国正在面对的社会问题，诸如农村土地占有与流转问题、农民离村问题、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问题、乡村教育滞后问题、灾荒与社会救济问题、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城市犯罪与乡村治理问题，等等，都可以在历史的源流中寻找问题的缘由和应对的策略。

　　以医疗社会史为例，我们便可以清晰地发现现实问题与历史研究的内在关联。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兴起，经历了“文革”中迅速普及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急剧衰败的历史命运，曾经在解决我国农民缺医少药、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合作医疗再次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被认为是解决这一严峻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回顾合作医疗的历史过程，总结合作医疗的经验教训，无疑对正在进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对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医疗保障制度有着不可低估的实践价值。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研究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从事多年医疗卫生管理工作的张自宽以亲历者的身份和强烈的使命感撰写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50年之变迁》、《争取“公平”与“效率”同步发展——中国大陆医疗改革的态势及走向》等一系列关于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改革问题的文章，探讨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与医疗改革的方向。张自宽：《论合作医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论医改导向：不能走全面推向市场之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夏杏珍、曹普的研究梳理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线索，为农村合作医疗的研究提供了资料翔实的历史依据。夏杏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曹普：《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3期。姚力以1965年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为研究重点，论述了这一指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评述了它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的重要影响。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关于防疫、爱国卫生运动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研究，在2003年“非典”之后受到关注，仅《当代中国史研究》就发表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20世纪60—9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初探》等近10篇相关文章。胡克夫：《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肖爱树：《20世纪60—9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这些专论对于认识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探索医改方向，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