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社会史是国史（即中国当代史）的分支史，是与国史中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部分相并列的社会方面的历史，是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一门专史，它不是所谓的“剩余的历史”的简单组合，而是以社会发展和变迁为主脉的社会历史研究，是借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来解释国史中社会层面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和整体史观，通过对一定区域的田野调查，在完整记录的“民族志”写作基础上再现历史图景、透视历史命题。

　　一、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现实处境与学科定位

　　（一）国史研究的缝隙与边缘

　　在30年的国史学科发展历程中，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书籍先后出版了几十部，而国史专题性研究著作更是层出不穷。然而，绝大多数的国史著作仍然沿袭编撰或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套路，有关社会方面的内容往往一笔带过，缺乏较为细致的历史描述，深入的历史分析更是无从谈起。专题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领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这种发展状况与国史研究由党史研究中分离出来的学科发展境况有直接关系，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国史学科的发展走势和学科价值的发挥。

　　有关国史中社会史的重要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国史可以说是断代性质的全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写社会和普通人的活动。……目前国史研究中，对党和国家层面上的活动研究颇多，而对社会活动和状况的研究则明显薄弱。……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共和国的历史全貌。”杨凤城：《关于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有学者积极倡导“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认为“与当代政治史、当代经济史和当代文化史的研究相比，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但滞后，而且薄弱，是个亟须填补的空白”。田居俭：《当代社会史是国史研究亟待拓展的领域》，2008年3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当代社会史不但以其对社会层面历史研究的独特范畴拓宽了国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鲜活的史料和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也为国史研究填充了血肉。尤其是它主张采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为国史学科理论和方法创新注入了积极因素。

　　（二）国史之分支：当代社会史的定位

　　多年来学者们对社会史的学科定位问题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议，一定程度上给刚刚开启的当代社会史研究造成了干扰，因此，明确学科定位成为其发展的前提。以往关于社会史的定位大致可以归纳为“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视角说”等四种观点。持专史说的人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但在具体的研究范畴上意见并不统一。有的以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三大块来搭建社会史学科框架；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有的提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有的将其归结为“社会基本构成和社会运行两大部分”。朱汉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以民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为例》，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在持总体史观点的学者中，陈旭麓强调“通史总是社会史”，并以这一主张为基点写作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张静如等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史》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等章节内容，充分展示了他所坚持的社会史为综合史的特点。范式说和视角说比较接近，王家范以传统史学的叛逆者、“新史学”来定位社会史。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赵世瑜在否定社会史为史学分支的基础上，认为社会史是“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6页。是取代传统历史研究模式的最重要的史学新范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