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年鉴（1980）》提供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水利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三十年来，全国水利基本建设投资473亿元，水利事业费290亿元，总计763亿元，社队自筹及劳动积累没有包括在内。建成了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工程设施。”水利建设的效益是很明显的，在以下四个方面得到集中体现：一是初步控制了一般的洪水灾害。二是发展灌溉，除涝治碱，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条件。全国灌溉面积由解放初的238亿亩，发展到71亿多亩，灌溉耕地的粮食产量约占全国总产的2/3。原有易涝面积34亿亩，已经初步治理了26亿亩，占76%；原有盐碱地面积11亿亩，已经初步改良了6200万亩，占56%。三是为工业和城市提供了用水。向北京、天津、长春、沈阳、抚顺等城市，每年平均提供水量共约几百亿立方米。同时解决了边远山区水源困难的4000多万人、2100多万头牲畜饮水问题。四是综合利用，提供了能源。有1500个县建设了小水电站，1979年全国小水电发电119亿度，占全国农用电量的1/3。水利部：《中国三十年的水利建设》，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6页。这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成绩是在学大寨中取得的。

　　之后，1995年9月在太原召开的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姜春云代表中共中央对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农田基本建设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我们在50年代末和70年代，先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建成了一大批农田水利工程和基本农田，这些基础设施，为我国粮食产量迈上六、七、八、九千亿斤大台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是解放生产力的。”转引自王庭栋：《陈永贵的农田基本建设思想》，《山西农经》1996年第1期。

　　进入新世纪后，被誉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在2003年接受新华社记者访谈时，也高度评价了此时期的水利建设。他说：“在我的印象中，农村水利建设的黄金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那时农村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有的到现在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谭剑、苏晓洲：《水利建设不可顾此失彼——袁隆平谈水利基本建设》，2003年12月4日新华网。

　　综上所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初期搞得较好，后期搞得较差；多数搞得较好，少数搞得较差。之所以搞得差，是因为把大寨经验形式化、绝对化，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学大寨运动后期的确出现了不顾条件的“大干”农田水利建设，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这实际上是极“左”思潮的反映，但不能因此否定大寨经验及大寨精神，更不能因此抹杀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卓有成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但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有些直至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