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国各种水电站的普遍建立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中，全国陆续上马了许多大型水电站，其中比较著名的水电站有：四川龚咀、甘肃碧口、长江葛洲坝、乌江渡、湖南凤滩、广西大化等大型水电站。20世纪50年代开工的水电站，多数在70年代前后完成。从70年代开始，小水电站建设得到了发展，每年投产小水电站3040万千瓦。据统计，1970年，中国乡村办水电站29202个，发电能力709万千瓦，其中乡办水电站7297个，发电能力335万千瓦，村和村以下办水电站21905个，发电能力374万千瓦。到1976年，中国乡村兴办的水电站达到74125个，发电能力161万千瓦，其中乡办水电站9348个，发电能力706万千瓦，村和村以下办水电站64777个，发电能力904万千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农业部出版社1989年版。

　　总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国各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仅兴修了大批大中小型水利灌溉工程，提高了农田的灌溉率和土壤的蓄水防涝能力，为改良土壤环境、防治盐碱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的各种规模的灌区配套设施及水电站建设，为改善农村环境以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1965年的539％下降到1976年的269％，其中水灾由503％下降到317％，旱灾由595％下降到286％。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此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善，是促使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业指标显著增产的重要因素之一。以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全国粮食产量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64年为3750亿斤，1965年为3890亿斤，1966年达到4280亿斤，1967年更达到4356亿斤，连年上升；棉花产量1964年为3325多万担，1967年达到4707多万担，有了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从1966年的21400万吨增加到1976年的28631万吨，增长了7231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295%。《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页。这样快的增长速度显然与农田水利建设密不可分。

　　因此，各种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增产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长期工作在水利第一线的高级工程师徐海亮说：第三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80年）的水利建设高潮，“对于改变农业经济的面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总体抗灾能力和国力起到重要作用”。徐海亮：《“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三农中国》2004年第9期。

　　三、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存在的问题及评价

　　20世纪70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掀起的。作为学大寨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由于受“左”的思潮干扰，加上各地改变面貌心情迫切，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加上当时科研、设计单位被撤销，工程技术人员下放农村劳动，致使许多工程由于前期工作不足，施工质量缺乏保证，因而也出现一些问题，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早在1980年9月，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着重分析了水利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水利工作的基本经验，认识到了“左”倾思潮对学大寨运动中农田水利建设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主观臆断、瞎指挥的现象比较严重，盲目上马大中型水利工程，使得有些工程劳民伤财，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此不妨以山西省为例略作分析。1969年冬，山西全省水利建设在“以大寨昔阳为榜样，想新的，干大的”方针指导下，重点转向兴建大中型工程。1970年新开工58项，以后逐年增加，一直增加到224项工程，其中列入国家基建的多达83项。这些工程多数只靠个别领导点头拍板。如1970年万荣县盲目动工开挖“跃进泉”，前后折腾4年，花了40多万元，误了工、毁了地，也没找到一滴泉水。更为突出的是，1975年昔阳县动工兴建了“西水东调”工程，总计投工近500万个，投资5000多万元，到1979年底仅完成了全部计划工程量的38%。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78页。类似昔阳“西水东调”的蠢事，在有些地方也有发生。如河北怀来县从1970年开始修建“军民大渠”，全长140里，耗费2289万元资金、1287万个工，到1980年尚未完成通水。由于地质情况不清，工程质量差，水渠试一次水出一次问题。第9次试水时竟然冲毁了京张公路和京包铁路的下花园站一段路基，致使列车翻车，京包全线停车23小时。史亚平：《军民大渠一锤定音劳民伤财》，1980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再如安徽萧县在1975~1976年间搞的“淮海河网”，就是安徽省委个别领导人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做出的决策，结果打乱了水系，引发了灾情搬家，人为加重了涝渍灾害，加剧了水利纠纷，最后惨遭失败。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页。正如时任水利电力部军管会主任张文碧说的那样：“对大的工程，我们有的往往不广泛发动群众，不认真调查研究，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就轻率决定问题；有时甚至听不进不同意见，把自己的意见看成不能变的。”结果是往往造成严重的浪费。张文碧：《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水利电力建设中的“大、洋、全”思想》，安徽省档案馆藏：55—4—23。

　　其次，不计成本、盲目大干的形式主义严重。各地在学大寨运动中，搞“一刀切”，提出了“大寨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昔阳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要“不掺假”、“不走样”，“不允许借口‘情况不同’而对先进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山西省交城新建的“甘泉渠”，便是在这种“一刀切”思想指导下上马兴建的水利工程。交城县委既没有调查甘泉渠的实际情况，又不尊重技术人员和当地水利干部的意见，决定在半山腰开渠凿石洞。据初步核算，该工程共需完成土石方110多万方，投工110多万个，投资520多万元，计划从1977年12月动工，至1979年6月底建成。到1980年，完成总工程量不及20％，已投工52万多个，花款245万多元，最后不得不停建。霍宝中：《交城新建甘泉渠也是件蠢事》，1980年8月9日《人民日报》。这种凭想当然办事，贪大求洋，搞花架子的做法，致使工程浪费惊人。学大寨高潮中农田水利建设中的浪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于规划设计不当和瞎指挥而造成的直接损失，如过去检查的引黄枢纽等，这从全国来说是局部的，但损失是严重的；二是由于施工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费，这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三是由于计划管理不善，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许多工程长期不能建成投产或只能发挥部分效益，造成国家投资和社会财富的大量积压，这在不少地方是严重的；四是由于对现有水利设施的管理不善，使一些工程没有发挥应有效益，形成了损失、浪费和积压。这在全国是普遍的，在有些地方是严重的。钱正英：《把水利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历次全国水利会议（1979—1987）》，第134~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