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形势教育了全党。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工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等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支援农业，为农业、为粮食生产服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具体地看，国家财政为了加强对农业的支援，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由于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主要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交换比价不合理，存在“剪刀差”过大现象。例如，每百公斤小麦1952年能换70公斤食盐，而1957年后只能换62公斤食盐；每百公斤稻谷1952年能换43公斤食盐，而1957年后只能换40公斤食盐。宫成喜：《中国财政支援农业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如果考虑到工业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快于农业，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际上更大。这种不合理的比价关系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在196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首的粮价问题小组，研究提高粮价问题。粮价问题小组经过充分讨论，对提高粮价达成了共识，具体方案是，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20％（各地区提价幅度有所不同），连同1960年已经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的加价奖励全国平均5％，共计提高25％。在粮食收购价提高20％以后，农民将增加购买力10亿元。同时，可以考虑在国家退赔给农民的25亿元中，今年只由国家支付15亿元现款，另外10亿元改由人民银行发给期票，到明年初再支付。这样，既能提高粮价，又能贯彻执行退赔的政策，同时又能避免票子投放过多。”《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1961年1月15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编：《有关财政、金融、贸易、粮食、轻工、纺织工作的中央文件汇编（1961年1月到3月）》。报告预计提价以后，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将增加65亿~75亿元左右。中央于1961年1月15日批准了该报告。

　　除了提高粮食收购价，国家还提高了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据统计，“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23％，其中粮食提高361％，经济作物提高147％，畜产品提高316％，其他农副产品提高361％。”朱荣等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另据统计：“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农民在1961年和1962年增加的收益，共约64亿元左右。”陈如龙：《当代中国财政》（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1960年10月，国家还决定对多产粮食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给予奖励，奖励是以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为单位，对于基本核算单位向国家出售的粮食中超过一定数量的部分，在按照现行价格付给他们价款以外，再给以适当的奖励。奖励款付给基本核算单位。通过初步匡算，“得到奖励的约32亿人，平均每人增加收入约为13元。”《对于多产粮食和多提供商品粮食的人民公社实行奖励办法的方案》，1960年10月20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编：《有关财政、金融、贸易、粮食、轻工、纺织工作的中央文件汇编（1960年10月到12月）》。

　　二、减少粮食征购

　　从1953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加速国家的工业化，国家利用统购统销这一制度安排，从农村强制性征收粮食，同时利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实现财政收入的增加。因此，从农村征购粮食越多，国家自农村提取的农业剩余也就越多。在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促进农业复苏，国家减少从农村的粮食征购，实际上也就是减少从农村的提取，这是财政支援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跃进”时期，受浮夸风影响，许多地方虚报粮食产量，导致了超额征购。高征购使得农民口粮严重不足，农业再生产难以为继。此外，高征购还造成农民多产不多得，造成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

　　中央逐步了解到实情，认为，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存在“估产偏高，任务过大，分配过头”以及“粮食部门和商业部门采购过多”等问题，要求“在规定国家农产品收购任务的时候，应当注意给农民留下必要的自用量”。《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产品收购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1961年1月15日）》，1961年1月15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编：《有关财政、金融、贸易、粮食、轻工、纺织工作的中央文件汇编（1961年1月到3月）》。为了减少农民负担，粮食购销采取了少购少销的方针，在保证国家掌握必不可少的粮食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征购数量。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这一个粮食年度，征购粮食的实际数是679亿斤（贸易粮，下同），比庐山会议确定的当年计划征购数7175亿斤减少385亿斤，比上一个年度（即1960年7月1日到1961年6月30日）实际征购数837亿斤，减少158亿斤，折合原粮190亿斤，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少缴售30多斤，相当于每人一个月的口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1962年7月28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编：《有关财政、金融、贸易、粮食工作的中央文件汇编（1962年7月到9月）》。1962年又比1960年人均少交售40斤粮食。宋新中：《当代中国财政史》，中国财贸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

　　在60年代初，国家在财政紧张、粮食储备紧张的情况下，为了减轻饥荒，着力减少粮食征购，这一决策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口粮，也有利于恢复农民体质，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

　　三、降低农业税和减免农民欠款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国家一直对农村实行低税率政策。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的影响，税基被严重高估，实际上多收了农业税，加重了农民负担，损害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同时，过高的税赋还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