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方性知识”“虽然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却已深深扎根于民众心灵深处，成为影响民众行为规范、价值评判、生活方式乃至乡村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区域社会史研究就是要从区域的整体出发，将这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在广大行政县区、市镇和村落具有明显地域风格与差别的文化习俗、惯例规约和民众信仰等问题加以系统研究”，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从而“避免宏大叙事的笼统与粗略”，通过对一个县、一个区域的个案解剖来展现历史的真实。引自姜义华先生为该系列博士论文撰写的总序，陈益元：《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革命与乡村》总序第7页。而地方志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地方社会的综合性及专门性知识，为我们“走入田野与社会”提供了“路线图”和“资料库”。

　　在新地方志编修方面，编修人员也已经认识到“没有地方的资料就没有地方的历史”，并提出“注重当年资料当年收集”，“注重存史于馆、存史于社会”。同时，重视存史的多种方式，如编纂年鉴，记大事记，办刊物，收藏史书，收集地方文字资料、口述资料、图片资料、音像资料等原始资料和经过加工的各种资料等等。朱文根：《没有本地的资料就没有本地的历史——在安徽省地方志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10月16日），《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2期。相信有了第一轮修志的经验、科学的修志理念和收集资料的方法，地方志将可以为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更加全面而精准的资料。

　　如果将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所需资料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各级综合类地方志好比骨架，数量庞杂的档案和报刊资料犹如血肉，而各级各类部门志则相当于连结骨架和血肉的经络。骨架完整、血肉丰满、经络通畅，所研成果才能站得住，并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由于新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各地虽然在地理、气候、语言、习俗以及经济水平等方面差距甚大，但是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却使各个行政区域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和同质性，因此，只要资料丰富、方法得当，区域社会史研究可以做到“寓宏观于微观之中，在微观中体现宏观，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乔志强：《深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而地方志对于开展整体历史研究、微观历史研究、基层社会研究、民众研究等具有重要价值。方志也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是透视二者关系的一个窗口。随着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渗透，社会文化史兴起，重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考察修志人员的观念，方志作为文本本身也成为研究的对象。地方志，必然随着史学常新而成为永不枯竭的史料来源，常建华：《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2006年。在“走向历史现场”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新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全息图片，以揭示地方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不同面貌和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