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降,新编地方志的编纂与社会史的兴起几乎同步;9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的十几年间,新志次第出版,又恰逢国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肇兴,可谓机缘巧合。故新志一经面世,即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成为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而区域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更使地方志成为学者们进入地方社会的“路线图”和研究地方社会的“资料库”。有方志编修者已经认识到地方志展现“社会生态”强于“政治生态”的使命转换和视角转换,以及由此带来了另一种转变,即对微观历史的重视。刘善泳:《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的地位与价值》,《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9期。这一理念恰恰契合了区域社会史研究关注“地方性知识”或“小传统”的研究主旨。故晚近以来的国史研究成果中,新志的出场率越来越高。尽管新志本身并非完美无缺,但其在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
一、地方志在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
新编地方志问世至今,学界逐渐注意到它的重要价值,运用新志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志内容主要来自于档案,但是经过了编修者的筛选、加工和整理,使其具备了“地域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等特点,肖先治:《论地方志的学术性及社会价值》,《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以及档案所无法取代的功能。有学者将社会科学按研究方式分为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预测性研究三个类型,认为地方志可为描述性研究提供特征依据;可为解释性研究提供因果依据;可为预测性研究提供趋势依据。姜玉兰:《简议地方志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黑龙江史志》1998年第3期。具体到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其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地方志已成为当代区域社会史论文选题的“淘金地”。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资料。尽管国史研究是个新兴的领域,但真的要选到一个有价值而且可以做得出来的题目,并非易事。各级各类档案浩如烟海,如何尽快判断哪个领域的资料比较详细而且完整?地方志的记载可以弥补信息盲点,为我们的淘金工作指引方向。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就来自地方志的启发。当初选题时发现县志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记载比较连贯而且详细,说明这方面的档案资料比较多。当时正值“非典”爆发后不久,医疗卫生制度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于是导师建议笔者做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方面的研究。
其次,地方志中的专业志对地方社会的某一领域提供了宏观概况,并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路线图”。以笔者研究的合作医疗制度为例,《河北省志·卫生志》以简要的文字,介绍了河北省合作医疗制度的来龙去脉,不同阶段发展的不同特点,使研究者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查找资料不再盲目,而且可以做到“以点带面”。《石家庄地区卫生志》则记载了全区各县各项卫生工作的发展状况,其中“疫情统计”一节,仅1950~1987年间各种传染病的病种和发病人数,就占用134页的篇幅。笔者以此为基础,结合有关档案记载,从中梳理出所选个案县这一时段主要传染病的发病规模,绘制成表格。通过数字变化,合作医疗制度在传染病预防方面的作用一目了然,并且可以对全区各县状况进行比较,做到“点中有面”。
第三,地方志为“文革”社会史及妇女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库”。1983年全国县志工作座谈会提出:对重大政治运动记述,应该“宜粗不宜细,宜分不宜合,宜略不宜详”。杨志贤:《新编地方志若干问题刍议》,《沧桑》1994年第1期。但这并不影响地方志对“文革”期间社会其他方面资料的记载。金大陆先生充分运用上海地方志中丰富的史料,展现了“文革”时期上海婚姻家庭状况金大陆:《婚姻之门——上海1966~1976年社会生活史研究》,《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金大陆:《上海1966~1976年的计划生育工作》,《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上海职业人口的变化金大陆:《1966~1976年的上海职业人口》,《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9期。、野营拉练金大陆:《“野营拉练”——以上海1970年至1974年的“野营拉练”为例》,《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以及当时蔬菜供应金大陆:《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应》,《安徽史学》2009年第2期。、水产品生产和供应状况金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水产品生产和供应》,《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等社会生活的多维面相。仅以上列举的几篇论文中就运用了上海市各区的区志、《上海计划志》、《上海烟草志》、《上海武警志》、《上海统计志》、《上海卫生志》、《上海医药志》、《上海财政税务志》、《上海县志》、《沙川县志》等数十种地方志。其中,《“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水产品生产和供应》一文资料绝大多数来自于《上海渔业志》、《上海科学技术志》和《上海价格志》。这些方志详细记载了“文革”十年中上海海洋渔业公司船只、产量情况、水产品零售总量、水产品市区零售价格、沪宁杭水产品零售价格对照、上海水产品零售价格与其他副食品比价等相关资料,兼具纵向的连续性与横向的全面性。
在中国当代史领域,妇女史仍整体上处于历史书写的边缘状态。有学者在关注当代妇女史研究现状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制约妇女史研究的“瓶颈”——史料问题,认为提升当代妇女史的研究水平,除了重视一般性的历史文献外,还要格外关注档案、史志与口述史这三类史料。这说明史志在妇女史领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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