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日新月异，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对接，二是国内学术研究强烈的开拓创新需求。

　　经济史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有其特定的内容，并具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其要素是必须具备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史料。其中史料是最重要的基础。史学研究长期基于对传世文献材料的理解和挖掘，对新史料的收集、整理、运用，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任何史学成果都不可能脱离这个环节，因此，必须全方位地收集材料，以便通过文化资源的转化推进经济史的发展。

　　中国地方志是我国珍贵的文化宝库，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蕴藏着大量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各类历史文献资料。其中经济资料自明代以来越来越丰富，至近代以来有越来越翔实的统计数据载入志书。与公开的报刊资料和档案资料比较，志书中的历史资料更加细致、丰富，具有地方特色，为经济史研究的深入、细化与确切提供了条件。

　　我国历来有编辑史志的传统。史志书籍数量庞大，收藏分散。仅东汉迄于北宋，千余年间，曾以地记、地志、图经、图志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的成果不下万种。此后至近代续编的地方志数量更多。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了新编地方志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一步全面开展，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记述跨度之长，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空前的壮举。国家“七五”发展计划纳入了新编地方志的工作。其中规划全国首轮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6319部，截至2002年底，已出版五千余部。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四万多种部门志、专业志、乡镇志、名山大川志，而且全国80％以上的地方编纂出版了综合年鉴。其中有关社会经济的资料远远超出了已有经济社会史成果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和范围。

　　但是，志书中的这些成果与历代方志中的经济资料散录于数万余种书中，颇难利用；而且许多重要资料至今尚未为人所知，还有一些未正式出版，印数很少，查阅不易，搜罗更难，大量一直湮没不彰。而其中大量资料对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特别是近现代经济史，具有创新突破的重要价值。

　　系统发掘、整理和利用这些资料，对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当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科研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就开始着手将历代地方志中记载的不少关于气象、自然灾害、矿藏、物产、水利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分门别类汇编成《中国古铜矿录》、《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在1998年我国长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黑龙江等省修志机构很快将当地气象变化和水涝灾害的历史资料集中起来，并且将新编的《水利志》、《地理志》、《卫生志》等向抗洪指挥部及时提供，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20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戴鞍钢、黄苇先生组织30余人的课题组，历经数年，从数千种地方志中采择、选编的近300万字的《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则是在经济史料方面所做的一项艰巨而有益的基础性工作、创新性尝试。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

　　我国古代的地方志中，载有相当数量的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情况的资料，涉及地理、物产、民情、风俗等各个方面。随着地方志的定型和兴盛，其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反映社会经济盛衰演变的资料也更加丰富。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社会性质急剧变化，社会经济交往包括中外交往日趋扩大和频繁，以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新修和续修的地方志中，记述社会经济状况的篇幅愈来愈多。尤其是在广大内地以及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区域的许多地方志中，都载有一些未经发掘利用的经济史料，从而为我们从更大范围内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演变保存了大量可用的资料。近30年来各地编修的新方志，则是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成就的实录，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