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政治文明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源泉
　　 中国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立国原则，注重血缘宗法关系的政治实践以及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间接形成了东方文明独特的内核，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前中期的灿烂。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不间断地延续下来，成为唯一一个没有被湮灭被中断被毁坏的贯串古今的文明。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不可能脱离传统而进行。而传统政治文明中最基本的特点可以归纳为：
　　 第一，集权型的政治文化。中国国家崇拜概念的深层涵义是皇权主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主是全社会的最高主宰，神圣不可侵犯，人人都要服从君主，这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以国家为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这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运行的基本特点，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钥匙。
　　 第二，伦理关系对个性自由的否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是处于宗法血缘关系包围中的人，是失去主体意识的人，受各种各样的关系所左右。强调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去理解，要求每个人在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由此演化为注重集团意识，集体行为。
　　 第三，道德至上倾向对依法治国原则的否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从孔子“为政以德”到孟子的以德服人，无不表现出对伦理道德的关注。道德原则而非具体的法律是我国传统政府权威的源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礼治主义政治文化，把政治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在道德和人格的修养上，政治运作靠道德维持，而不是靠法律约束。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宗法家族、三纲五常等因素虽与现代化的内在诉求相矛盾，但由于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它已经深深地侵入民族的深层意识和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且与民族的整个传统文化有机地溶为一体，形成巨大的历史惯性和自我维系的内在机制。作为一种潜意识，它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上升为显意识，间接地支配现实政治的运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特征，随着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展开不断强化，这就是在原有的“老传统”基础上又形成了“新传统”。这些“新传统”同今天距离更近，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规范、生活习惯、乃至行为模式，都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第一，中国革命是在被压迫者不能利用合法斗争的时候展开的，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旧统治的法制中进行的，所以，“仇视法制的心理在我们党内和革命群众中有极深厚的基础”。董必武：《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第二，中国革命是在客观条件极其残酷的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展开的，通过政治动员发挥精神因素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非常强调精神道德因素的作用。第三，中国革命是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展开的，各行各业，一切服从上级，事实上难以包容民主原则。至于白区的地下工作，上下级只能单线联系，更没有任何自由的余地。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最迫切需要的是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专断行为和服从意识。
　　 我们反思传统的目的不在于甩掉传统的重负，而是基于现实，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理解与沟通，让传统资源为现代服务。传统政治文明并非铁板一块，“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越远，它就膨胀的愈大。”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页。由于传统在历史的继承中是良莠俱有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实践需要通过自觉的选择和自觉沟通，使传统中那些与现代化方向相一致的因素为现代文明涵化吸收，而那些与现代化要求相违背的消极因素被克服。

　  2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和渗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
　　 人类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互动性，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不能无视人类共同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遗产，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的经验。
　　 西方政治文明的最可取之处，或者说是其实质，就是法治观念。依法治国，规则高于一切，这可以说是贯穿于西方古典政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的主线。这是因为：第一，古典派和保守主义都认为，“要成为好社会，一个社会就必须是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政治通常是指“宪法”，《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7页。“政治的首要涵义，就是人类有关政治权力的实际安排。”《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8页。而自由主义强调，“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共同体一旦把它交给某些人时，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英】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2页。第二，两大派别都重视制度和法律建设。“当古典派们主要关心的是不同制度，尤其是最好的制度时，他们的意思是说，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或者说只有自然现象才比之更为根本的社会现象，乃是制度。”《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9页。第三，两大派别都重视制度环境的建设。古典派和保守主义都认为：“最佳制度只有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而合法的或正当的制度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可能的，并且在道德上是必须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0页。“最佳制度是习惯上由最好的人来统治的，或者说是贵族制。”《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1页。
　　 我们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主要借鉴的就是它的法治本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中，中国政治方略经历了从人治——法制——法治的演变，最终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的治国方针。不难看出，这种政治方略变化背后是上层主导政治文化的变迁。实际上，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有借鉴西方法理型政治文化的因素。譬如，1992年7月，乔石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说：“资本主义的法制搞了几百年，其中也有可借鉴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利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3页。。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明上层政治文化实际上已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一面。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说：“我们要学习所有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的经验。”江泽民：《世界应该丰富多采》，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9月5日第1版。这都表明上层政治文化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3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优势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之间是统一的，这是因为，这三者在法治实践中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在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党的领导是根本。党领导人民通过立法机关和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就没有主心骨，依法治国就失去了领导核心，中国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陷入混乱的深渊；人民当家作主是基础，离开了人民和人民民主，依法治国就没有主体和政治基础，就会倒退为专制和独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点在于实行民主政治。实行民主政治首先要讲坚持党的领导，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次要讲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权利；再次要讲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崇高威望，党的领导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客观上处于主导地位；而人民当家做主则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加之对“群众运动”历史教训的汲取，事实上很难到位；依法治国尚有待于法律体系的健全和法制意识的深入而逐渐发挥作用。统一并不等于同一，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并不是谁代替谁，事实上不论谁代替谁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都是很不利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对三者准确定位的问题。“党的领导”体现在哪些方面，“人民当家做主”表现为什么，“依法治国”又是什么，这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对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来说，每一部分的充分发展是其他部分得以发展的条件，在实践中要真正做到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键是要不断改进党的领导，要保证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很强的领导水平。

　　 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