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美有关政府经济职能理念的演变
与欧美国家上述市场化、工业化以及民主化相对应的，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理念的演变。
在十五世纪，随着封建庄园经济的解体，和市场的扩张，社会总需求急剧增长，由此也要求社会生产必须相应地增长。但是，生产的增长除了取决于已经解决的劳动力和土地的供给外，还取决于资本的供给，正是资本供给短缺导致了欧洲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重商主义”的崛起。
资本最初总是以货币形式出现的，因此对资本要素的追求必然导致对货币的追求，而市场的发展也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从这个需求出发，“重金”和“贸易出超”成为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两大支柱。为了实现贸易出超，以达到积累货币资本和增加货币供给目的，几乎所有的重商主义者都倾向于政府管制。政府权力（或者说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建立和保护新生的市场经济新秩序；二是对外保护本国利益，扩大国外市场，实现“贸易出超”，以增加金银输入和国内货币（资本）的供给。
到18世纪中叶，随着欧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也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基本完成，关于政府作用的观念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产生。亚当·斯密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政府对经济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性：一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可以自发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二是在对外贸易方面，以“比较成本”法则论证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政府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就可以了。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很快为上升中的资产阶级所接受，形成了以自由企业为基础、以价格和竞争为运行机制、以各个经济主体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为动力源泉、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下，对于政府的经济职能，自然要从重商主义时代的加强政府管制转变为严格限制政府干预。但是，实际上，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真正自由贸易的世界市场并没有形成，“比较成本”并不能打开许多国家的大门，因此政府仍然在对外经济扩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然，在亚当·斯密的政府只需要充当“守夜人”观念盛行的时候，汉密尔顿、李斯特、亚当斯等，也提出了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的主张，特别是李斯特提出后发国家应该通过国家干预，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来加快经济发展。李斯特的思想反映了德国等后起的带有封建性集权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赶超的愿望。
从19世纪中期欧洲完成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70多年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暴露出许多弊病，其繁荣和发展是建立在对世界其他地区侵略和剥削基础之上的，并引发了不间断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战争。在这个阶段，除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主流），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加以严厉抨击外；以承认现有制度为前提的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也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提出了市场的局限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弱点和缺陷，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中充分暴露，从而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凯恩斯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针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他论证了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解决需求不足，提出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来扩大需求，从而增加就业和保证经济的增长。
以1930年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经由战时管制，到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纷纷奉行凯恩斯主义，到50-60年代先后走上了“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大。但是，自70年代以来，以福利国家出现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表现出并不比只有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因为在解决社会问题和合理配置资源方面，政府并不比市场机制更有效率。“政府失灵”的现象处处可见。例如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政府中官僚主义的低效率问题，政府权力自发地对市场的排斥问题等等。随着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政府失灵”的揭露与批判，凯恩斯主义日益失去其战后形成的主导地位，以限制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则不断上升。正当二者各持一端，争持不下的时候，欧美国家却在80-90年代静悄悄地进行着一场观念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那就是探索综合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优点，同时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三、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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