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治理淮河的成就及经验教训
建国之初,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建设时期,淮河流域的民众和工程技术人员以根治淮河、使淮河流域6000万人民和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绝水患的豪情壮志,展开了对淮河全流域、多目标的全面治理,从而迈出了根治淮河坚实的第一步。从上中下游的治理可看出,这一时期的治淮工程,具有质量较好、速度较快、费用较省、效益较大的显著特点,建设者们创下了辉煌的业绩。
在1949~1957年期间,淮河全流域共完成工程土方151亿立方米,其中上游河南省23亿立方米,中游安徽省5亿立方米,下游江苏省62亿立方米(包括沂沭泗地区),山东省沂沭泗地区16亿立方米;共做石方678万立方米,混凝土174万立方米。国家投资133亿元, 见王祖烈编著:《淮河流域治理综艺》 水电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印,第199页;另一说到1957年冬,治淮国家投资124亿元,见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占同期水利基建投资总额455亿元的29%,其中河南省31亿元,安徽省52亿元,江苏省4亿元,山东省1亿元。
这一时期的工程效益,概而言之,在山区修建了9座大型水库,总库容86亿立方米,兴利库容24亿立方米,为水库下游的防洪、排涝、灌溉起了很好的作用,也为水库发展水电、水产、航运、供水等提供了条件。在平原区修建了13处湖泊洼地蓄洪工程,总库容272亿立方米,其中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成了蓄洪蓄水水库,兴利库容426亿立方米。淮河中下游河道经过治理,使淮河干流中游的泄洪能力从不到6000立方米/秒,增加到正阳关以下10000立方米/秒、涡河口以下13000立方米/秒,达到40年—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可以防御1954年洪水。洪泽湖以下使原有泄洪能力不到8000立方米/秒,增加到可以控制泄洪9000立方米/秒,使下游防洪标准达到40年—50年一遇,保证1954年洪水防洪安全。此外,通过除涝工程,使平原地区大部分支流得到初步低标准的治理,局部地区进行了大中小沟配套工程,涝灾有所减轻。同期增加灌溉面积1500万亩,达到3252万亩,其中以河南、江苏两省增加较多。从而初步改变了过去“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局面。
治理淮河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的治水事业,取得显著成就的经验应归结为:
首先,治淮起始,中共中央做出的治淮决策、方针,符合淮河流域客观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抗美援朝的同时又做出根治淮河的战略决策,既是基于“治国必先治水”的历史经验,又是根据恢复经济,安定天下,边稳、边打、边建的现实要求提出来的。实践证明是及时、正确的。而“蓄泄兼筹”方针的提出和统一治淮机构的建立,使淮河全流域各省在治淮中能以大局为重,团结治水。尤其是涉及两省的工程,在治淮委员会的主持下,能够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治理;发生了水利纠纷及时得以协调和化解。
其次,工程施工中,严格遵循基建程序,遵守规章制度,注重加强对民工的管理,做到精心施工,讲求质量。工程单位都明确,没有批准的设计,没有批准的开工报告,不准开工。经上级批准的设计文件是水利建设上的法律,施工单位或部门的任何人都不得任意更改。对参建民工的劳动普遍实行按劳取酬制度,民工按时或提早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有奖励,赏罚分明,从而激励了民工精心施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佛子岭水库建设中还首开流水作业的施工法。《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76页。 进一步保证了混凝土大坝的浇筑质量。
其三,重才、用才和育才。建国初期,大规模的治淮工程处处需要各种技术和行政管理人才。党对知识分子非常信任,委以重任,让其放手工作,如治淮委员会工程部的部长汪胡桢及规划处、测验处、工务处、工管处的处长们都是中年或中年偏上的从旧社会过来的水利专家。为赶超世界水利科技先进水平,治淮委员会鼓励科技人员自己提出科研奋斗目标,在若干年内努力达到。在此氛围中,科技人员雄心勃勃,钻研水利科技蔚然成风,在治淮工程建设中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治淮委员会还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从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院校争取来许多应届毕业生,并选派优秀的大专毕业生去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深造。《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131—132页。1952年10月,治淮委员会在安徽省怀远县正式成立“淮河水利专科学校”,为淮河流域4省培养了大批水利人才。这一时期,参加治淮的工程技术人员最多时达到16000人。中日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页。
其四,治淮党政领导作风民主,肯倾听群众意见,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能深入考虑治淮问题,做出果断决策,发现问题能及时研究改正。且能严于律己,起表率作用。1954年7月淮河发生大水,已调任水利部副部长的钱正英临近分娩,仍坐镇治淮委员会亲临指挥防汛抗灾,其精神给抗灾的干部、群众以很大鼓舞。《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159页。
其五,在治淮过程中,各地各级政府对于水利移民问题比较慎重,采取了较稳妥的政策和措施。做到尽可能少迁移人口,努力保证被迁移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低于迁移前的水平,保证土地、住处,并做了大量艰苦耐心的政治工作。据淮河上游的河南省水利厅统计,该省先后兴建了石漫滩等5座大型水库,迁移人口53104人,均得到较好安置,无返迁人口。详情见表3表3河南省大型水库区人口迁移情况统计
水库建库地址建库时间
(年)淹没土地面积
(亩)迁移人数
(人) 已安置人数
(人)回流人口
(人)石漫滩舞阳19518600292329230板桥泌阳19514990014247142470白沙禹县195114700898589850南湾信阳19524344623667236670薄山确山195221770328232820小计13841653104531040资料来源:貊琦主编:《中国人口(河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
这一时期治淮的主要教训是水文账偏小,防洪标准偏低,工程留有余地不够。新中国成立后的治淮工作完全是白手起家,一切都得从头来。由于缺乏历史水文资料,原来就不完备的一点导淮资料又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运到台湾。故新中国的治淮工作从水文测站的布设、流域地形的测量到规划方案的探讨,一切都得从头来;加之经验不足,致使治淮工程水文账偏小,防洪标准偏低。如初期《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中干流规划是以1931年、1950年洪水为标准,仅相当于10年及40年一遇洪水。当遭遇1954年大洪水时,多处工程失事。正是由于规划思想的局限性,在工程部署上取消了入海水道,而代之以仅通800立方米/秒的苏北灌溉总渠,使七大江河之一的淮河竟无自己的尾闾。也正是同样的原因,导致了1975年石漫滩、板桥水库的失事。
当然,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应看到另一方面,即建国之初,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力量所能负担是有限的。建国初期淮河流域规划标准偏低,但治水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流域规划也是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个不断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故必须根据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要求不断地进行补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