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的需要，因此对抗灾没有及时地重视，反而继续要求大跃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进行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仍属非常低下程度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195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他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由于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影响，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持续三年之久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毛泽东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到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提醒“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期性工作。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平均为205亿元，相当60年代年均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门地区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月，国家决定拿出10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1978年战胜灾害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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