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注重对文艺特殊规律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点。
前几年有人说：“毛泽东文艺思想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这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起码知识的狂妄的论断。事实上，只要是具有常人见解的人都会从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和实践中深深地感受到毛泽东是十分重视艺术美的。例如，他在《讲话》中曾斩钉截铁地指出：“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由于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激烈进行的环境里，使毛泽东上述重视艺术美的理论观点难以付诸实践。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已经具备了使文艺的先进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客观条件。毛泽东同志针对新的历史条件、新的情况，加强了对于艺术美，对于文艺的特殊规律的关注。
例如，有一次毛泽东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金山寺断桥》。第二天毛泽东见到梅兰芳时说：“昨天看了《断桥》，头顶一朵红绒球。”梅兰芳听了很受感动，说：“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见微知著。从这些谈话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强调文艺的教育功能的同时，对文艺作品的艺术美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正是为了增强文艺作品中的艺术美，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形象思维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他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 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诗刊》1978年1月1日。这不仅是诗歌创作的规律，而且是一切文艺创作的规律。毛泽东关于形象思维的精辟论述，正是他在《讲话》中关于政治与艺术并重的全面文艺思想在建国以后的丰富和发展。
为了加强文艺作品的艺术美，毛泽东又强调了文艺的民族风格和作家艺术家的风格的独创性。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或民族风格。……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自己的规律。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他不仅强调文艺的民族风格，而且主张发展流派风格说：“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梅派要有，谭派、杨派、余派、言派……都要有!”李世济：《幸福的回忆、巨大的鼓舞》，《北京日报》1977年10月24日。
本文从以上五个方面来概括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内，党的其他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陈毅等同志的文艺论述，也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同时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从此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在新时期内，文艺领域内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遇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新的概括和回答，这就推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个发展集中地表现在邓小平的论述中。他于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正如王震所说：“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是毛泽东思想关于文艺问题的专门的经典性的著作。”《延安城头望柳青》，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邓小平的祝词和他的一系列的文艺论述，是指引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期光辉的发展。
综合起来，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期的重要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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